你好，休斯敦 - 一个中国家庭在美国 （节选四 小家团聚（一））

    我渐渐发现，我的这份国际学生办公室的工作是许多学生，特别是留学生，做梦都不敢奢求的位置。

    这一天，我的上司黛比跑来告诉我说，很多中国学生来我们办公室询问申请配偶探亲的手续，问我知不知道。

    我们周末刚刚听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传达留学生政策的文件。政府决定放宽对公派留学生家属出国的限制。记得邓小平上台以后提出要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时候，一个争议的问题就是怕人材外流。现在政府作出这个决定，一定已经考虑到了它可能产生的后果。领馆的工作人员说，国家这么做高瞻远瞩，我在很多年以后才理解了这四个字的含义。我发现多年以后，我们这批人无论是回国还是留在国外，虽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样，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但是对中国的发展和她在世界上的地位都起到了我估量不到的作用。

    谁不愿意家庭团聚呢？可是，我到美国这么长时间压根就没想过让我的先生和孩子来探亲这件事。一来我是公派的，心里想的就是早日学成回国。第二，家属到美国来是要提供经济担保的，我到哪里找担保人啊？

    “是你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你有工作，你自己可以为他们担保的！”黛比可能是因为回答留学生的问题答出经验来了，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心思。

    “真的可以吗？”我不相信地问。

    黛比笑着点了点头，她已经在我的脸上读出了惊喜。这位热心肠又急性子的人，说着就从办公室的表柜里取出一份担保书，“你把这份表格填好，去公证一下，再让银行出个存款证明。你的工作证明我来写。”说完，她又从打印机里抽出一张白纸说：“这样吧，干脆把你先生和孩子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出生日期写给我，我让助手把申请签证的表格先给你准备好。这样，材料一全你就可以拿去寄了。”

    我看着黛比拿着我写好的字条走出办公室，还是不敢相信。“就这么简单？”我又自问一句。“TOO GOOD TO BE TRUE（太好了以至不像是真的）！”以前，我没少听中国人如何刻意地交美国朋友，然后请人家做担保让配偶到美国来的花边故事。我抬起头，看着表柜里那些整天跟它们打交道、还手把手地教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用计算机来填写的表格，想着其他留学生们为了获得一份这样的表格，左一趟右一趟地递送材料的过程，我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久别重聚

    结果，我到得太早了一点儿。

    我坐在机场的候机厅里，瞄了一眼手表上的指针，估摸着我的先生和孩子，他们可能还没有到休斯敦北部的那座城市达拉斯的上空。

    以前，我不时地喜欢一个人静静地闭一会儿眼，然后就像发痴一样地去回想一件往事，一直到我自己觉得享受够了，才从深深的回忆中跳出来。可是自从开始在休斯敦大学读书，我就忙得没有给过自己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的先生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小学和中学，他比我高两届。读小学的时候，他不认识我，但是我却知道他。因为他的后脑勺留了一根小辫子，很像文化革命当中被批判的电影《武训传》中的小武训。他后来告诉我，因为他的姐姐死于襁褓，所以母亲特别小心，希望辫子能将他抓住，平平安安地长大成人。

    进了中学以后，因为他没有了辫子，所以我不再能认出他。可是他却知道了我。他说，一来是因为家父是学校校医，第二我数学竞赛拿了头奖，学生之间都在传。他说，我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位成绩拔尖但是很清高的女子。我说，冤枉！我的同班成绩拔尖的一大把，只不过我这个人考试不怯场而已。再说，你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怎么就下这样的结论？他说不是他一个人这么认为，他周围的同学都是这么说的。我后来发现，这都是我内向的性格结成的果。

    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属于同一派。他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在广播台。有一天，他找到电台说，他们宣传队女生不够。我那时候非常喜欢播音员的位置，但是却稀里糊涂地被他磨进了宣传队。也许，这就是缘分。

    1968年，我们报名去了农村。他在插队之前就想好了要在农村继续他的宣传队，邀请我去他所联系的地方，我没有去。可是，后来我就听到好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男孩子在一起“斗私批修”交待自己的秘密。他跟别人说，他喜欢的人是我。1971年，他因为音乐特长进了城。1973年，我离开农村成了华中工学院的学员。大学毕业以后我们结了婚。算起来，从他说那句喜欢我的话到我们结婚，他整整等了8年。

    中国人可能习惯了两地分居。我和我的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一个在武汉（我大学毕业留校），一个在江苏老家。他到武汉的第一次探亲在我们结婚半年以后。因为我怀了“蜜月儿”，所以那时候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已经6个月了。

    还记得那一次，我们邀请了几位一道留校的好友在家里聚会。我们住的是一间只有十八平方米的屋子，朋友们一边吃饭一边“久别胜新婚”地开玩笑。特别爱逗乐的老史说我们那样最好，永远保持新鲜感。他然后还一本正经地说他和他的太太原来也是恩恩爱爱的，可是打从太太被调到学校以后就开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

    我的孩子杨俊，他生在1977年年底，一个令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受鼓舞又最紧张的年代。先是大学恢复高考，一年以后又传来国家教委恢复研究生制度的好消息。

    恢复高考对我的先生而言，是他最后一次能够圆大学梦的机会。他是66级老高三，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报考大学的志愿表都填好了，第一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这个愿望，他最终也没有实现，因为77年考试的时候，他一心与我团聚，所以三个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华中工学院”。我还记得父亲得知他在县考生中的名次以后，欣慰地跟我说，看来他以前的书读得还不错。他是一位杂家，不像我，只喜欢数理。他入校以后，系里让他当班长。指导员透露说他的政治竟然考了99分。

    先生的入学是我们小家的第一次团聚。那时候我又想考研究生，又舍不下孩子。我取了一个折衷的路，熬到孩子9个月的时候给他断奶，送回老家。可怜的孩子，我离开他的时候，他可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想妈妈。他会说话以后，哥哥送来一盘录音带。是孩子的录音。虽然听似连贯，但是我能辨出中间录音机卡停的痕迹。我知道，这是孩子学着大人的话被一段一段录下来的：“爸爸，你想我吗？你想我，就把我带到武汉去！妈妈，你想我吗？你想我，就把我带到武汉去！”

    这就是我的孩子，俊俊。再过三天，他就九岁了。

……

    飞机到了。

    我急忙从机舱过道里走出来的人流中搜索我的先生。他瘦了，比以前消瘦了很多。可是他的脸上流露出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激动。像许多第一次到美国来的中国人一样，他穿得西装笔挺。他没有像我在电影上见到的情侣那样三两步抢到我的面前拥抱接吻，却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转过身去找孩子，然后对着孩子兴奋地指着我说：“杨俊，快叫妈妈！”

    俊俊唰地跑到了我的面前：“妈妈好！”

    “俊俊好！”啊！这么高了。我抱起孩子，贴着他那张兴奋的脸。

    “路上还顺利吗？”

    “我们挺幸运的，上飞机以后发现旁边坐着的是一位家在洛杉矶的老华侨，姓李。杨俊一路上跟他谈《三国》、谈《水浒》，老人特别开心。《水浒》一百零八将，名字、绰号，杨俊都记得，还跟李先生比赛。到了洛杉矶，李先生的儿子开车来接他，他坚持让儿子把我们送上来休斯敦的飞机才离开。”

    “一百零八将，我爸爸总怕我说错，老想提醒我。”杨俊抢着告起爸爸的状来。

    “我爸爸？”为什么不是“爸爸”？而是“我爸爸”？我觉得这三个字听起来特别别扭，好像孩子跟我不是一家人似的。孩子还在兴奋地不住口，我却惊得发了几秒钟的呆。我的好儿子，我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太少太少了！“俊俊，你胖一点儿了。俊俊，妈妈好想你。”我忍着眼泪亲了亲孩子的面颊，“想不想妈妈？”

    “想。”俊俊说，他的嗓子带着甜蜜的童音。

    “这段时间他饭吃得特别多。”我的先生说。“你不知道，在上海美国领馆办手续的时候，我把他扔在姨奶奶家，姨奶奶说他可懂事了，一个人在那儿看书做作业。他一直都很安静，可等到签证办成了，他那高兴的劲儿就挡不住了。不夸张，他真的是从美国领馆跳着出来的。”

    孩子是非常想我的，只是平时他把这种思念埋在心里。

    “黎阿姨说，我妈妈要是看我瘦了会难过的。”多懂事的孩子！连吃饭都是为了不让我难过。

    不知是激动还是心酸，我眼睛里的泪水留不住了，“妈妈给你做好吃的，一定让你吃得香喷喷的。”

    晚上，杨俊戴着飞机上发的眼罩睡觉，睡梦中还不时地发出甜蜜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