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休斯敦 - 一个中国家庭在美国 （节选十六 生存的勇气）

    1999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触目惊心的邮件。这封信起初是从新泽西州的一所中文学校发出的，经过多人辗转然后由我的休斯敦大学老同学刘庆平转到我的手中。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告诉大家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我们的朋友王丽女士昨天下午在参加公司的

        派对时，吃了一块蛋糕以后发生了呕吐，而后浑身出现了疱疹。因为情况紧急公司立即叫了救护车

        把她送进医院。

        ……

    我一看王丽两个字，惊呆了。我们是休斯敦大学的校友。根据这封信上说的，王丽怀了一对双胞胎，但是在当天晚上就流产了。接着的叙述虽然比较专业化，我看得不太懂，但好像是说由于疱疹的原因导致体内的压力过强，医生在四肢上动了刀，期望通过这些切口来减压。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一夜的折腾，王丽体内的压力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却又来了一个节外生枝。当医生准备给她缝合伤口的时候，他们发现病人的四肢已经全部坏死，功能无法恢复。

    必须立即施行截肢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太残酷了！我不敢相信在医疗技术和设备这么发达的美国，一位正常上班的孕妇在一天之内病情就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难道除了断肢就没有别的选择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会不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邮件是庆平转过来的，我一定要向他问个明白！

    我好不容易接通了给庆平的电话，他说我们在加州工作的老同学们都来过电话了，但是给新泽西那边去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认识的所有休斯敦朋友，为王丽筹集资金。我说休斯敦华人有一个电子邮件通讯网，我马上就将王丽的事情转发大家，再发一个筹款邮件。

    那两天，我没有心思干任何别的事，躺在床上也久久不能入睡。围绕王丽的电子邮件一个接着一个，从邮件的内容中我可以想象到新泽西那边中文学校的朋友们在全力以赴。他们不断向我们通报王丽的最新状态，同时又将那儿的志愿服务者们排了班，轮流守在王丽的身边。

    一则“截肢成功”的消息说王丽已经下了手术台，被送进特护病房。但是，“截肢成功”这四个字谁听了都会毛骨悚然。这是一个要面对一辈子痛苦的打击。王丽的丈夫，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呢？医院里的所有手续包括这个截肢手术都是他签的字。他是怎么签的那个字？还有王丽，王丽还没有醒来。如果她醒来以后发现自己成了像汉宫戚夫人那样的人，她会不会不想活了？

    大概是因为手术已经结束，电子邮件的议论中心也有了转移。跟我一样，有人对手术的必要性产生质疑。许多人开始向周围的中国医生咨询，并将各种各样的见解在网上转发。有一则消息认为王丽身上的疱疹只是因为对那种蛋糕过敏而已，说是如果在中国，几粒抗过敏的药就解决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王丽的一双手脚就截得太冤枉了。有几位对截肢有丰富经验的中国医生对王丽的病情作了会诊，他们认为即使截肢，如果是在中国，医生也绝对不会轻而易举地将两臂的肘关节给截掉。现在的这种处理完全切断了王丽将来装假肢的可能性。这些消息马上带来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指责美国医生没有真本事，他们只能靠先进的仪器来诊断病情和制订医疗方案。

    有人在网上呼吁，希望在美国的中国律师们站出来为王丽主持公道。

    又过了两天，新泽西的中文学校向大家宣布，他们为王丽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开了一个单独账户，希望各地将捐款直接寄到基金会的专用信箱去。我在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手里已经收到了十几张支票，有我认识的朋友，也有来自非亲非故的。有两张小刘夫妇寄来的五百五十美元让我非常感动。我认识他们，但是我不认为他们认识王丽。

    成立王丽基金会的邮件在网上转发以后，竟然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有一个人在回给大家的邮件中提出“为什么要？”这人说王丽的官司一定会打赢的，她会成为百万富翁。

    这封邮件马上就被排山倒海的抨击邮件骂得狗血喷头。虽然这些人的语言用得比较激烈，我却感到很解气。有一封信写得特棒。他说如果王丽账户上的数字真的变成天文，那么他相信王丽女士一定会不负大家的关心，将多余的钱用到应该用的地方去。

    起初，我也以为王丽的官司可能胜诉。为此，我还特地给在医疗中心工作的老何挂电话，期望得到一点儿有利于王丽的先例。可是经他一解释，我就彻底泄气了。他说美国的医生可不会像中国医生那样凭自己的经验作任何决定。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对病人的检验数据作依据，而且重大决定在实施以前都一定经过家属的同意。我对老何说，他们跟家属说，如果不截肢王丽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不是逼着人家签字吗？老何说事实上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不管家属内心情愿不情愿，但是签字书上的文字写得非常严密，内容都是向着医院一方的。他还跟我说他们德州医疗中心治疗的绝大多数都是癌症、心血管之类的病人。这些病人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医疗中心用重金养了一个非常强悍的律师团，跟这样的律师团打官司胜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王丽的悲惨遭遇牵动着旅居在美国这块土地上百万华人的心。那些日子，我参加的每一个大陆华人的会议都会有人把王丽的事情引出来。我见到这些，常常默默地代王丽谢谢他们，我希望王丽能够感受到温暖。

    “你们知道吗？王丽醒来了。”

    “真的？”

    “是的。她是前天醒来的。”

    “听说她看到自己的样子，不停地哭。”

    “医生没有办法只好给她用镇静剂，说是怕她精神崩溃。”

    大家开始担心王丽的神经会变得不正常。

    “女士们，安静！安静！”一位女同胞打断了所有人的话，她说她有重要见解要陈述。“我写了个东西，签了字交给了老公。我说如果万一王丽的病在我身上重演，绝不要听医生的话去签那个同意截肢的手术书。这么半死不活地躺着，下半辈子怎么过呀？对丈夫老人、对朋友都是个负担。人那，要不就完完整整地活下来，要不就死了拉倒。”

    她的话我能理解，我跟我的先生也是这么交待的。可是，我却不希望王丽这么想。自从王丽出事以后我就绞尽脑汁地为她寻求一个活法。张海迪、还有许许多多伤残人，他们都自强不息，活得很坚强也很有意义。我希望王丽将来走他们的路。

    我们几位老同学前去看望王丽。她躺在病人专用床上，见到我们非常激动。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却从口里溢出了不少吐液的沫。她的母亲用手帕帮她轻轻擦去，告诉我们王丽虽然不能说话，但是思维却很清晰，还说她可以用眼睛来表达思想。于是，我们开始用“是非”题跟她交流。

    我们轮着站到她的面前，她轻轻地眨眼示意认识我们。我们祝福她一定有重新开口说话的那一天，她使劲地将眼睛眨了几下，以示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的决心。

    谈到当年出事的那段日子，王丽的父母非常非常地感动。他们说当年在中国接到王丽出事的电话，脑袋一下子全空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熬。来到美国，发现竟然有那么多的人在关心王丽的病情。所有的事情包括给他们烧饭都是中文学校的志愿者们在处理。他们收到来自全美各地的电话和从中文学校转来的慰问信件不计其数，大多都是素昧平生的中国人。老人还特别提到王丽基金。他们说这个基金被管理得有章有法，非常妥当。

    在中国的时候，常常听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事迹。可是老人说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情景竟然能出现在美国。有这四面八方送来的温暖，王丽的心被焐热了。

（四川5.12地震发生以后，休斯敦的华人组织了为灾民捐款和义演等活动。王丽的父母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还在征得女儿同意以后从王丽基金中给灾民开出了一张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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