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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四看法
又到了这个令人心痛的日子,谨此向所有为了中国的民主进步而倒下的人们致敬!
转眼二十一个春秋过去,中国的全民民主似乎还是遥遥无期。以往参加过很多关于六四事件的讨论与反思,整理一下贴在这里,以志纪念!
我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经历,文革开始上小学,文革结束高中毕业,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恢复高考拯救了我的一生。除了文革和四五民主墙运动之外,我作为成年人,几乎经历了整个后文革时代的民主运动,但大多情况下都不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我渴望在一个健全民主制度下的正常民主生活。79年由民主选举而引发79民运,那时我在长沙,直到89年的六四民运我又在北京,这期间几乎每个春夏之交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运动,说国人没有民主的愿望,或者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整体素质,我认为这是对事实的不尊重,更是对民族的藐视和对人民的不恭。那个十年其实是一场接续的旷日持久的民主抗争,在枪炮之下沉寂的人民,迟早会收回拥有枪炮的权利。
学生运动的产生有它的历史背景。时值改革开放初期,由国家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彻底崩溃了,新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健全稳定的结构。慌不择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势必造成一定程度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失衡,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很多也很严峻,如官倒、腐败、物价飞涨、待业与失业问题等等。仍然普遍贫困的社会各阶层各有各的怨愤,领袖的神话破灭了,专政党的威信降低了,这就是当时学生运动所代表的社会积怨心态。
学生运动的产生有它的政治背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新生代,在比较强势和顺利改变国家经济制度的初捷中,感受到了超出时代承受能力的政治改革冲动,与此同时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坍塌,更坚定了他们励精图治的决心。这本身就给社会和学生以高出现实的政治改革诉求和信心。在党内左右思潮斗争激烈进行的同时,混杂的政治信号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社会的不同层面,也造成了社会的躁动与不安。党内对胡耀邦激进路线的打压,也使赵紫阳隐约感受到唇亡齿寒的焦虑。
学生运动的产生有它的触发事件。胡耀邦一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激励了一代学子的拳拳爱国参政之心,打开的国门使人们窥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已扬尘远去。而这位当时民气指数极高的政治领袖的意外到下和夭折,自然会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政府的处置不当才是真正酿成这场巨变的关键失措。从79年文革后第一场学运开始,几乎是每年春夏之交都有一小动,三四年一大动。政府对学运基本采取的是克制和息事宁人的对策,因此学运已经是半合法的公开行为。就89学运本身而言,出于对胡耀邦的敬爱和缅怀,初始的游行示威活动是十分有节制的,并且在一次大的环城游行之后已经趋于消亡。随着人民日报一篇不合时宜社论的发表,使学运之火转眼之间复燃,并进而发展为全国性的熊熊烈火。本来就怀有同情和义愤的社会各阶层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此时,如果顺应时势的表示一下对政改要求的理解和考虑,但明确要求恢复社会秩序的话,那场运动是可以控制在有序结束的范围里的。恰恰相反,政府又在最不该沉默时侯沉默了,由此彻底酿成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社会灾难。至此,军队的调用已是唯一可行而且不可回避的维稳手段,但是开枪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这就是残酷的政治。
回首那个令人悲愤的时代,也许学生并不能代表民主,但共产党绝对是代表独裁与专制。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并没有在那场运动中受到牵连或伤害的,这是一种幸运,但每每想起那段历史、学生和市民,就会心底流血,满含热泪的。我们不应该残忍的对待和鄙视那一代十分可爱的莘莘学子,而是应该好总结教训,以免再出现新的毫无必要的社会悲剧。那场学运的动机和主流是好的,历史会给它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的。
遍观人类历史,很多时候都会在重复着同一个过程,在“螺旋式上升”,现在国家的许多症结所在,究其原委,病根依然是专制制度。君主与专制终将走向灭亡,平等、自由、民主与法治才是通向未来的途径。民主运动可以处于低潮,但是只要有人民在,民主就不会失败。经历过六四的人民更加成熟,人心思治,其实现在正是当权者循序渐进地实行全民民主制度的最好时机,可悲的是他们没有那样的见识与胆略,为此人民还将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