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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我的六四看法
我自认为是一个有良知而极普通的中国人,发出的前文是基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感想与反思。我爱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不仇恨共产党,我反对不平等的专制制度。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平等平和地讨论,若以谩骂和攻击相加,只会收获鄙视和反击。基于前文的回帖讨论,以及这几天参与过的相关观点交换,再发此文以作补充。
有人说:别光说不练,去跟政府斗争吗!民主的原则,简单来讲就是在非暴力的社会环境下畅所欲言且遵守通过民主过程所形成的法制。认同和追求民主制度,也不见得只有一种方式,尤其不是面对强权政府的毁灭式个体抗争方式。提出这样付诸行动建议的人们,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而且并不难分辨。对于恶意的建议,其目的大抵有两种,其一是封口,如果你没有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就闭嘴;其二是灭身,咬牙切齿地渴望着把你推向专制政权的刀口之下而后快。这种快感,在每当民主人士遭受政治迫害时,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政治问题上,“说”本身就是“练”,否则专制政府和他的卫士们为啥那么在意别人说什么哪?!
人的本性是维护自我,从生存权利到追求幸福,有人谓之“私心”,这本不应该是个贬义词。出于本性,人的行为准则大多也是“趋利避害”,这不是什么坏事。试想一个人人都可以照顾好自己,甚至都很幸福的社会,那是一个非常好和非常美好的社会。只有当私欲膨胀到了要拥有他人、奴役他人、控制他人,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毛泽东语)的程度时,那就是坏事了,而且是很大的坏事,历朝历代如此,集权专制亦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执政党虽然拥有政权,却不拥有民心,外强中干到害怕言论自由、害怕自由结社、害怕互联网的互联、害怕太多太多事情的窘况。六四已经开过枪了,再来了还可以再开枪啊。一个邪教大师就可以让泱泱大国的政府草木皆兵,一个《零八宪章》就可以让民主政权如临大敌,像这样一个靠高举民主旗帜取得天下的执政党,竟然走到如此惧怕民主的境地,到底是谁更可悲、更虚伪、更可怜?
那么六四开枪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负?当然是由专制政府来付。开枪的只能是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拥有枪杆子。除非调转枪口,被推上枪膛的士兵别无选择,他们与学生和市民同样无辜。六四进入暴力冲突是有一个过程的,戒严部队最开始是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所以后来使用真子弹时,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害怕,民众不能相信人民军队会向人民大开杀戒。橡皮子弹打在地上就碎了,真子弹可是会跳起来的,那叫“跳弹”,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打死打伤的。在巷子里被打死的士兵说得上来的就那么三四个,他们的弹匣都是空的,而且事后都被追认为烈士。而学生和市民哪,死了多少?至今连个官方统计都没有。当年的学生请愿,是在没有正常民主渠道的制度下,抒发了对民意的表达,而之后各界人士和市民的声援与加入,则是出于对政府对待学生请愿举措不当的愤懑。这些为了共同的愿望而会聚在一起的民众,他们既不是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或组织,也没有推翻政府的意愿和能力,事情之所以闹到失控,完全是政府处置不当所致,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尤其是一个自称代表人民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所以说,是专制制度残酷,应该指斥和改变的还是那个专制制度!
我见过柴玲引领游行,听过乌尔凯西演讲,也听说了一些关于学生领袖们在广场期间的龌龊事,但那不代表广大学生的主体思想,更不能代言民主。当年不能,现在依然不能,倒是很多“党卫兵”更尊重柴玲代言民主的权威地位。回首百年民主革命历程,国民党靠民众支持推翻封建专制,到了蒋家王朝已经走上歧途,共产党也是从学运、工运、农运以及兵变起家的,取得了人民的信任之后获得执政权,最终也重蹈独裁的覆辙。由此可知,革命可以推翻专制,但不一定就带来民主,对学运领袖有同样的质疑和不信任,也并非空穴来风。这就更说明中国需要实现全民民主的制度,从而不让任何党派和个人来代言人民和统治人民,人民也不再需要以血腥来推翻不合民意的政府。
我对中国民主前路并不悲观。中国的传统里有奴性,也有起哄架秧子,这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这社会制度不合理,后退封建是不可能的,袁世凯已经试过了。所以,要么平和的进步,要么激烈着进步,却总是要进步的。现在的年轻一代人,有即时行乐很现实的一面,也有无视权威反叛的一面。人心思治,不想动荡,目前仍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可人的特点是不断要求更多公平与公正,专政党要么是被动地步步退让,要么就是不得不绷紧控制而负隅顽抗。两种对策都是指向更多的民主与自由,这就是我持乐观态度的依据。事实上,维权意识的提高与普遍实践,对惩治腐败官员的社会赞同,以及村官的公开选举等等,就是朝向民主的进步。
在中国,两千年前就有了丰富的社会认知和解决方案,却花了两千年的时间打打杀杀,摧毁了再重建,这个代价是巨大的,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必然性,也与我们的民族特质息息相关。民主之路是可以和平实现的,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和基本和平的集权瓦解,台湾的民主之路,都是很好的佐证。毛泽东说过:“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中国的民主之路需要全国人民一同来扫,在全民觉醒之前,唯有等待。很多人说民众的素质和能力不足,我不认同,我认为是民众的民主愿望还不够强烈,这种强烈愿望就是我们必须等待的。但是如何实现全民民主的主动权,仍然是在执政党手中。
其实要说等待,实际是一种悬着心的忐忑不安,因为在一个政治封闭的社会里,时刻存在着变故和不测,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党内权力之争的白热化波及社会。共和国建立了只有短短六十年,这样的变故太过频繁,难道每次都要计算一下“杀多少人,再换多长时间的稳定”吗?希望执政党不要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推动民主进步的主动权。
六四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也不可能被遗忘,它是中国民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一座沉甸甸而不可磨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