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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恢复、创办京师大学堂
高祖张百熙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在于他对教育体制的改革,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被后人称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主要也是源于他对教育改革的巨大贡献。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1898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指出:“夫养人才犹如种树也,筑室可不日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就是说,要救国,就要变法,而要变法,就应兴办学堂,培养人才。高祖十分赞同康有为的变法必须先变教育之法的思想,也就是要废科举、办新学。只有办好新学,培养出众多人才,变法才能成功。所以,当高祖受命担任管学大臣后,便以极大的热忱,竭尽全力改革教育制度,恢复、创办京师大学堂。
高祖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于是委以重任,并积极支持他和梁启超的“废利举、办学堂”的思想。担任管学大臣后,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科举取士体制,最突出的是恢复和改革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
高祖以为,原来的京师大学堂(后称为戊戍大学)“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之,重轻之,等于蒙养学堂”,就是一所封建书院。于是,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开创基业,广纳人才,改革教育制度。他在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大学堂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固仍旧制,敷衍到观所能收效者也”。这表明了,当时中国的封建教育制度已经与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势严重地脱节了,也就是不适应当时的历史发展了,必须进行改革了。这也表明了高祖在改革教育体制上的坚强决心!
1902年8月,高祖百熙吸取西方先进办学经验,结合清朝当时的实际情况,亲自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上奏,经清廷批准颁布执行,这本章程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
章程包括从蒙学(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各地各级学堂的教育体制。其中有京师大学堂章程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都做了详细规定。其宗旨是“京师大学堂之设立,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以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办学之纲领。”章程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预科又分为二科,一曰政科,设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目;二曰艺科,设声、电、化、农、工、医、算等目。预科三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考试合格相当于现代本科,下面所设的科,相当于现代大学下面的学院;科下又分目,要当于现代大学的系;大学院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研究生院。当时的分科大学共设7科35目。
为了办好大学,高祖十分注重延揽贤士,他选定直属知州“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开始吴汝纶不愿出任,他便穿着大礼服跪下不起,并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这才应允。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其门下。如阳湖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知名人士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治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网罗名流、荟萃高等学府。
经过考核,大学堂共录取学生182名。1902年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解放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
同时,张百熙设立了速成科,分为二馆:一是仕学馆、二是师范馆,还办了医学馆、译学馆、实业馆、报馆和书局等。以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即由师范馆、医学馆与京师大堂中的医学科演化而来。因而,基本废除了过去的科举制度建立了新的教育体系。中国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留学东、西洋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由于高祖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重用了一些比较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引起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仇恨和反对,他们对京师大堂进行了恶意攻击和造谣诽谤。高祖首当其冲。清廷终以张百熙“喜用新进”,有改良主义思想,不够可靠为由,便加派了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对他进行监督。后来清廷又派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在《钦定学堂章程》基础上共同进行了修改,虽然主要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又加了经史课的比重,恢复了进士馆,将办学思想改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基”。修改后的章程叫《奏定学堂章程》。由于顽固守旧势力的多方制肘,使高祖的兴学抱负未能全部实现。
经过高祖的苦心经营,尽管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与现代大学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在我国办起了第一所有诸多现代因素的大学堂,开了现代大学的先河。
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市有一位学者张慧剑先生在《大学当年》一文中称高祖为“大学之父”,即源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