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六）

（六）爱国忧民的仁臣

戊戌变法，表面看来以康梁的失败而告终了。但，清朝内部的保皇派和维新派的斗争却从未间断过。

必须承认高祖张百熙力主改革并不是为了推翻清政府，而是希望通过改革达到国强民安，退一步说，救亡图存！因为当时的中国国情，用杜甫的诗《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实不为过。

高祖出身于百姓之家，虽父亲是当地的乡绅，但绝不足以号令百姓、统治天下。而他自己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进了清廷。因而对百姓，他有着一种本能的同情，看到“国破山河在”的凄凉景象，他由衷的感到悲恸！他在《自玉屏赴贵阳道中感述一首》中写道：“浩荡千里中，白骨悲沙场。官私悉破坏，无有完城隍。郡邑玩家室，鸡犬猪牛羊。杀戮不一存，存者皆流亡。荆棘塞衢路，但多豺与狼。”使人一下便联想到战乱后的“城春草木深”的凄仓。他曾在沿海一代考察。当他隔江遥望香港，便激发了国耻的沉痛和报国的豪情：“天意捐荒岛，涛头激壮心。圣朝柔远德，感叹一哀吟。”

在历史上，日本曾是中国的藩属，要给中国进贡的。清朝时，中国叫日本为东瀛。从民族心理上，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一直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明代郑成功抗击“倭寇”的故事被历代的中国人传唱。

然而，中日甲午战争，这个对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大事件，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中国已经落后了，开始挨打了。但当时的人们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这一事件，不仅异常强烈地伤害了国人，包括部分上层人士的民族自尊心，而且挫伤了中国人在历史上建立的自信心！一个小小的东瀛国、蛮夷，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简直是岂有此理！

高祖百熙作为一个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接近清政府最高决策集团的开明士大夫，自然和人民一样，在这次的历史事件中感到极大的屈辱、焦虑、痛苦、忧伤。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使他感到极度的悲愤，也深切地感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岌岌可危！在甲午战争期间，他就向最高统治集团建议：“外患日亟，请修复圣武，大兴边防；生自然之利，辅铁路兵械之不足。” 所谓“生自然之利”就是要开矿，如铁矿，以便补充铁路和军械。后来又加述了“管见十四条”。也正是这一事件，不仅刺激了高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也激发了他对图强自救，维新变法的深刻思考。

而身为朝廷的要臣、御用的工具，他又不得不服务于清廷。追寻他的一生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忠君的。他无时无刻不希望通过展示自己的才华，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而为清廷服务。他力主彻底变革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改变，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也是为了使国家机器能更有效的运作，达到对外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对内能安抚百姓的目的。做到国泰民安。这是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从历史上看，我们不难懂得，自上而下的改革从来都是不会彻底的。改革时，一定会触及到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到了这一时刻，既得利益者就会出来反对了，而且是坚决反对，镇压到底！

高祖百熙在戊戌变法中，遭到了来自朝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也正是触及到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遭遏制。高祖也因此被革职。但不久又被重用。一般认为，是他的认错态度好，所以慈禧饶他不死。而从他老人家正直不阿的秉性来看，这恐怕还不是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时局需要像他这样能高瞻远瞩的人才！

光绪二十七年，高祖受命任南书房行走。表面上清政府恢复了对他的信任。但实则不然。在高祖与瞿鸿矶竞争军机大臣时，西太后传旨，要高祖百熙和瞿鸿矶俩人各抒己见写一政见论述文章，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竞聘上岗演讲”。高祖接到上谕后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大论旧政如何腐败，新政如何优越、切实可用，并举西方各国的强弱为例，阐明观点。何止万言！而瞿鸿矶毕竟是一代元老，他不逞辞华但求简要，主张择要以图，行之以渐。太后看后对身边的荣禄说：“百熙所言，拔剑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太明晰。而鸿矶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就这样高祖落选了。表面上，慈禧说高祖的政见写得不简要，实际上还是因对他重用过康有为而耿耿于怀，更有对他不放心之意。

高祖百熙虽未入军机，但他力图经世济民的理想是否就荡然无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