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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京城某中央级文化机关打杂时的事。
当时机关顺应改革开放潮成立了一个以振兴发展中华文化为宗旨的基金会。虽然那时基金会主要合作对象是港澳地区爱国大佬和海外华商，但全国也有很多单位甚至个人通过一些社会名人推荐介绍，以他们出资基金会出名每年上交红利的合作方式挂在基金会麾下。这种挂靠公司当时有上百家，每年给基金会带来的收益也有过百万。
俗话说：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不过这种挂靠公司轻易不会向我们求助，唯有遇到当地政府行政干预自己又无法摆平时才会向我们求助。虽然我们只是挂名的上级单位，但出于义务更出于道义，收到求助书记处一般都会派专人以基金会名义前往，帮助对方和当地政府沟通协调解决问题。我们把这种临危受命者明称“救火队员”暗称“擦屁股的”。
我第一次当救火队员是在我参与的饮食城开张后不久，前往的目的地是位于我江南老家旁边的XX市。
原来一年多前，XX市一家国有银行也响应改革开放潮，由当地一位名作家牵线，以他们出资基金会出名的合作方式，在当地成立了一家除飞机大炮其他什么都经营的商贸实业公司。由于公司真正的上级单位资金实力雄厚，因此公司开张后不光在当地开办了一家新颖的大型百货商场，还成功举办了两次大型百货展销会，第一年就给基金会上交了六位数红利，是基金会挂靠公司中的老大！（当时挂靠公司一年上交最多的只有五位数）。
然而就在这家被大家特别看好的公司开张快满两周年时，代表基金会以顾问名监督公司运营的那位名作家突然来信，说公司在一个多月前已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市检察院立案侦查。目前公司已全面停业，两百多名员工除商场普通营业员，其余从公司老总到柜组长约近百人，都被负责此案的市检察院经检科以讯问传讯甚至拘传的方式传唤到检察院，一一审查甄别。挂顾问名从不参与公司经营的名作家自己，也因曾跟随公司老总去深圳特区开眼界参加在上海万体馆举行的商展会，至今已被经检科以讯问方式叫到检察院粗暴盘问超过十次。
根据这位名作家所言，公司从成立那天起财务就由银行派驻的财会人员专管，过去从没听说有人因贪弊被投诉责罚；此外事发后他曾上银行，想找当初请他帮忙和基金会合作同时又是公司董事长的行长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对方已被总行派来的专案组隔离审查，而暂时主管银行工作的副行长不仅对他态度冷漠，甚至暗示等公司弊案查完后银行会设法把上交基金会的红利追回；另外经检科最近对他的盘问，也的确已从公司是否有弊案转向银行和基金会合作中是否有弊案！
因此这位名作家怀疑：这次公司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被市检察院立案侦查，很可能就像银行内部有人透露的，不是公司真有经济问题而是银行正副行长内斗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基金会应该立刻派人前往了解实情，以防将来不会因事出突然没有防备而令基金会的名声和权益受损！——
临行前书记处给了我三条原则：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维护基金会的名声和权益；第二除非那位名作家真有贪弊行为否则一定要保他过关；第三在可能的前提下帮助公司尽快复业。
其实我到XX市没满半个月就已查明，这次公司突然被检察院立案侦查真的就如那位名作家所想，不是因为公司真有贪弊而是银行正副行长内斗的结果，或者确切点说：是副行长想向正行长争夺行长宝座的结果！
原来这家银行的正行长是由基层一步步爬上行长宝座的，不光业务能力强在行内根基深并且为人方正；而副行长则是三年前从部队转业空降到银行当副行长的，他虽然不懂业务在行内没根基但行政级别却比正行长高二级，因此对正行长特别是对行长宝座一直耿耿于怀。
两年前，原总行领导发出“银行也应该投身于改革开放潮”的号召，动员所有银行用直接参与经商来支持改革开放，正行长立刻通过名作家找上基金会合作开办了现在这家商贸实业公司。两年后，新上任的总行领导却发出了“银行必须坚守本分不应该参与任何商业活动”的通告，勒令所有银行立刻从商业活动中全身而退！
原本凭着银行的特殊地位别说是一家盈余公司，就算是一家亏损公司只需稍假时日都能分毫不亏转让出去。可副行长却认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了一举斗垮兼任公司董事长的正行长，他抓住公司无法即刻把货物变现归还银行投资的“机遇”，无视银行投入的八百万国有资金的安危（这些钱现在不算多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可是天文数字！），通过自己在市府和政法系统的战友，先让检察院以公司有严重经济问题对它立案侦查，然后再通过转业到总行的老首长越级向总行打报告，以保护银行声誉为名让总行派专案组前来调查。
因为深知副行长这种内斗权术在中国官场上很难举证查实，因此当时我只能以“公司是个盈利公司，至今没查出确凿的贪弊行为，如果让它恢复营业或边侦查边营业，那到时或转让或自立原先投入的国有资金都能得到保障；反之，原先投入的国有资金很可能会遭到巨大损害！——”等为内容向书记处写报告。同时拉大旗作虎皮以基金会名义，给以副行长为首的银行领导班子以及负责公司案子的市检察院经检科，各送了一份报告副本。
这份报告当然没让公司起死为生。书记处给我的回复是：我们不是名符其实的上级单位，因此无法进行真正的干涉。银行和经检科对我的报告表面上没回应实际有回应，这些回应还在无意间帮我完成了书记处交给我的前两项任务。收到我报告后不久，银行就给基金会正式发文，除告知公司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外同时信誓旦旦向基金会保证：就算公司有问题甚至倒闭也和公司上交基金会的红利无关！而经检科收到我报告后不久就对那位名作家宣布：对他的审查已结束，除非以后发现他真有贪弊行为，否则就不会再找他了。
由于这个案子后来变成了一个“胡子案”：从立案到结案整整长达十六个月！因此我只能通过这家公司和公司某些人最后的结局，来说明在当时环境下，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葫芦僧”是如何制造有中国特色的“葫芦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