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古国的民主自由之光

——从“埃及民众广场革命胜利”想到的

    今天早晨一打开电视，就从美国CNN有线电视网的Breaking News中得知，历时近三个星期的埃及民众的“广场革命”终于以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获得最后胜利。

    记得好像就是昨天，还有人在评论穆巴里克的讲话，是如何戏弄了埃及民众、戏弄了媒体、戏弄了世人，而且预言一场流血事件将在所难免。而今天这个好消息却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

    老实讲，这个结果的确也让我，对这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的人民对民主自由精神的追求，刮目相看。

    二十多年前，我们的远洋船队经常通过苏伊士运河，往返于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每当我们的货船通过苏伊士运河时，由于满载货物的船舶干舷低、船速慢，这时总是会有许多驾着小船的埃及小商贩，爬上我们的大船，兜售他们的土特产。一转眼间，船舷两侧的甲板上，就变成了摆满了各种埃及“地方土特产”的地摊市场。这些小贩们上船时，行动之迅速、摆放地摊的动作之熟练，往往会让第一次见到此番景象的人惊叹不已。

    一些作为中国船的“常客”的埃及小贩，由于长期和中国船员打交道，也学会了少量的汉语。有一次，我们一个船员发坏，教给小贩一句脏话，说是中国话“你好”的意思。又告诉小贩说：“我们大厨（chef）要买你东西。”结果小贩找到大厨，开口就“问好”，弄得大厨哭笑不得、气得大骂，谁这么损。

    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国门已经开放，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对于我们这些来自中心大城市的、同时又有机会出国的青年人来说，埃及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更多的就是愚昧与落后。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而名不见经传的北非文明古国埃及在过去短短的十几天里，却以要民主、争自由，驱逐独裁统治的“广场革命”，开启了2011年的历史新篇章。

    面对埃及民众的胜利，有人说了，今天赶走了一个老穆巴拉克，明天会再来一个新穆巴拉克。所谓的“民主、自由”引来的将是一场新的混乱。因此，是福是祸，埃及民众的未来命运还很难说。

    毫无疑问，埃及民众“要民主、争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广场革命”的胜利仅仅是一个开始。人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第一步，就不可能有第二、第三步。我衷心地为这个有着古老文明史的人民，重新焕发出来的“民主自由”之光，感到高兴，为他们祝福。

    中国的统治者，用尽一起手段，试图让人们相信，“民主、自由”在中国行不通。其中之一就是，“民主、自由”必然引发混乱，使民众陷入社会动荡的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以便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继续肆无忌惮地从百姓的口袋中，搜去民脂民膏。

    生存环境是人创造的，也同样需要人适应它。中国人有着非常强的社会生存能力，和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他们很容易在各种生存环境下，安居乐业。90年我去秘鲁出差，出租车载着我，从首都利马出发，沿秘鲁的西海岸北上，去到一个渔业加工聚集的海港。五个多小时的车程，多数时间都好像是在“地狱中行走”，因为道路两旁全都是灰色的沙丘和黑色的怪石，连一点绿色都没有，更不用说人烟了。每当看到有绿色出现，我们就知道，快到有人聚居的地方了。

    那里的许多房屋，看起来都很破旧、人也非常贫穷。即便是在首都利马也同样如此。我住在首都利马靠近富人区的一个酒店里，每天步行十几分钟，到一家广东人开的中餐馆吃饭。这是一个夫妻店，老板曾经是广州造船厂的工人，70年代后期，到秘鲁。出国前每月挣三十多块。夫妇俩非常满意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并且不断地劝我留在秘鲁，说在那里随便干点什么，都比在中国强。

    当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之后，我发现凡是有人的地方，几乎都能找到中国人的身影，而且比起当地人，他们生活的一点都不差，经常是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地处西非外海的岛屿——西班牙海外领地Las Palmas是一个渔业集散于加工中心，也是旅游度假胜地。那里常年气温维持在摄氏22到24度之间。岛上有一家最好的海鲜中餐馆，就是中国人开的。在世界任何地方，无论它是贫穷的、富有的还是民主自由的，中国人的安居乐业，几乎都是处处可见。

    有人说，中国人奴性强，给了他们自由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这话乍一听，似乎有道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奴性是制度使然，是环境的产物。春节期间，有一天这里的中文台转播北京电视台摄制的一台晚会，其中有许多外国人参加演出，主持人之一也是一个青年白人女子，她的中文讲的非常好。如果你闭上眼，只听她讲话，你简直不能相信是一个白人在说汉语。晚会快要结束时，当一段话从这位洋主持说出来时，我听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她说，“…… 感谢北京市委宣传部，感谢…（党），感谢…（政）等等，为......”。仅从她的情感语调以及她讲这些话的驾轻就熟的程度，我完全由理由相信，作为一个白人，她已经很不错地融入到了那个制度和体系之中 去了。

    见证了埃及民众“广场革命”的胜利，不免让我们想起，二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89“六四”民主运动。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以“广场革命”的胜利，独裁者被驱逐宣告结束；另一个则是，在独裁政府的武力镇压之下，民众惨遭屠杀，运动的领导和参与者们被监禁、被放逐。而今，在许多国人看来， 89“六四”最终留给人们的，就像那面被独裁者的坦克履带碾碎的“民主自由”的旗帜，已经变成了人们记忆中的碎片。

    埃及“广场革命”胜利后，一个被访的女士，对记者说，今后再也不用担心被秘密警察监视，可以放心地说话了。听到这些，也让我们想起，“六四”过后，被清算的经历。那种人人自危的感觉，一点也不比“文革”中的相互揭发来得逊色，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过后的被清算更有一比。当军队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之后，民众与军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自然形成。然而，就在枪声刚刚响过，那些曾经堵军车，为绝食学生们送水的民众就被要求去给那些曾经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同伴的军人们送吃送喝。随后，各种政治喉舌，便开始大肆渲染，试图描绘出一幅“军民鱼水情”的图画，而那些被枪杀的人，仅仅是一小撮“亡命之徒”、“暴乱分子”。那种被强奸、被侮辱的感觉，只有亲身经历的人们才最有感触。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府，像今天的中共一样，如此热心地鼓噪人们“向钱看”。欲望常常是人行为的动力。欲望不能没有，但同时也不能放纵。欲望需要信仰来节制。中共建政后，用前三十年砸烂了中国人几乎所有的、好的价值观和信仰，然后又用后三十年，把中国人对钱、对物质的欲望，推向顶峰。现在的中国，就是在这种钱与物交融的强烈欲望驱使下，像一匹狂奔的野马，迅速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中国就像有一个“经济巨人”和一个“政治侏儒”婚嫁而成的畸形家庭。我们无法期盼一个政治侏儒转变成政治巨人，但是我们期盼着一个政治常人早日取代这个政治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