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政治

—— 中国为什么没有盟友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中国为什么没有盟友？”50年代和“苏联老大哥”有着如胶似漆的紧密关系直到60年代末期，珍宝岛一战后，“兄弟”变仇敌；50年抗美援朝一战，中朝用鲜血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到7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恶化（1）；60年代援越抗美，中越之间结下了“唇齿相依”的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到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唇齿邻邦”变成了“越南狼”；50年代，刘少奇访问印尼受到贵宾级的热烈欢迎，到后来的印尼大量排华、反华，驱逐华侨等，……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反观英美等西方国家之间，则完全相反。自“二战”开始，英美结盟为友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铁一般的同盟关系，实质上从未改变。每当大敌当前，美英哥俩总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时常还会有其他西方国家的“表兄、表弟”加入其中。

    每当论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共产党国家之间总是爱使用例如：“牢不可破”“唇齿相依”“一衣带水”“兄弟情谊”等等好听而又肉麻的字眼儿。滑稽的是“牢不可破”美名却不到20年就破，而“唇齿相依”的“唇”后来竟被“齿”咬掉了一半，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凡是喜欢“拔高”“夸大”这是共产文宣永远也改不掉的、至今仍在沿袭的臭毛病。

    英美则不然，每当提及国与国的关系时，就两个字——“盟国”，连“朋友”的字言也没有。 “盟国”虽然听起来，干巴巴的味同嚼蜡，但却明白地说明了两国的关系以及双方所必须承担的义务；“朋友”听起来好听，但朋友之间只有关系，却不必承担任何义务。

    较之东方人，西方人做事喜欢“直截了当”的特点，让我想到了“性”这个话题。西方人对“性”的热衷与喜爱，从不加掩饰，以至于到了可以把街道上的栏杆也制作成性器官的形状。他们在尽情享受“性”的同时，也把“性”当作一种美来欣赏，从而衍生了欧美各地，每年成百上千亿产值的欣欣向荣的成人娱乐行业。中国人则不同，心里百爪挠心般地想着“小蜜”“三妻四妾”，表面却要装成 满嘴仁义道德，“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正人君子。

    有趣的是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导致的迥异的“性文化”，竟也表现在国际政治的角逐与博弈之中。有人说，“八国联军”这次‘武力干涉’利比亚是为了那里的石油资源，我们说中国在利比亚投入重金又何尝不是为利益而来呢。纵观过去一段时间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就好像一个“猥琐男”和一个“肌肉男”两人同时看上了名叫“利比娅”的女人，“猥琐男”捷足先登，先是金条后是珠宝，把个女人哄得似乎来了兴致，两人正准备脱衣上床时，突然女人家的后院着起了大火，猥琐男一看情形不好，提着裤子就往外跑。本来没有机会的“肌肉男”这下高兴了，知道机会来了，于是嘴里一边喊着帮助“利比娅”灭火，脚下却一路小跑地冲进了“利比娅”的闺房。“肌肉男”不愧是情场性事高手，在紧要关头，为了让“性事”进行得更完美，仍然没有忘记“调情”，于是有了《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前戏。

    然而更有趣的事，对于“猥琐男”来说，是质的不同、方法不当所导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本来应该好好闭门思过，认真检讨自己，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可是这位却去“求仙问药”，找来了个“跳大神儿”的。“大仙”告诉“猥琐男”，不是别的原因，就因为你没有学会“兽语”，见“猥琐男”不解其意，于是“大仙”就引用了“共产世祖”列宁的一句话，“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接着又说：“列宁把西方国家称之为“利”字当头的 “狼”，他说社会主义的苏联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处发展，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国家“利”字当头的思维方式，只是所站立场有别罢了。”

    对于“大仙”的这番高论，不知道“猥琐男”最终是否明白、接受。然而“大仙”的高论却意外地回答了我一个困扰以久的问题。

    原来在这世界上，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好人，而其他国家则是非狼即畜的兽类。好人自然不能与“狼”为伍，当然更不能做朋友。好人要在这个“动物王国”里生存，就得学“狼”叫。可是他们忘记了，学出来的‘狼叫’永远也比不上真正的狼叫，更不可能与“狼”对话，因为假狼很快就会被“真狼”识破。

    最好的办法是，请求上帝给那些提倡学狼叫的人们一个‘人的生存空间’，而不需要终日与“狼”为伴，以免他们为了生存，今天要学狼叫，明天学猫叫，后天再学狗叫，学来学去最后把如何做人都忘记了！

注释：

1)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70年代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里，突然碰到两个警察在我家里，只见他们在我家的小屋里，透过小屋的后窗，不时地朝住在我家后面的，外语学校总务处车主人家观望，偶尔还会低声地说些什么。看到我一付好奇的样子，母亲就借口让我带弟弟玩，把我支了出去。事后我才知道，那两个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侦查人员。他们在我家是为了监视车太太的活动，因为透过我家小屋的后窗，正好可以观察到车太太家人员进出的活动。

    车主任曾经是志愿军的一名少校军官，朝鲜战争结束后，因为车少校是朝鲜族，就被安排留在了朝鲜（据说，因战争期间，朝鲜的男人死伤大半。当时有一大批中国的朝鲜族官兵，应金日成的要求，战后被留在朝鲜。）

    在朝鲜期间，车少校娶了朝鲜人车太太。后来因为受到朝鲜人的排挤，车少校就带着他的朝鲜太太回到了中国（据说，开始留下来的大多数的朝鲜族官兵，后来又都回到了中国，其原因都是受到排挤）。

    回到中国后，车少校被安排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总务处主任。车太太在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的朝鲜小学，当老师。车太太能听懂中文。

    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来监视车太太的原因，据说是公安局发现那一段时间，车太太频繁进出朝鲜驻中国大使馆，而此期间恰逢中朝关系的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