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作者:bjca11  于 2011-5-4 13:5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前尘往事|已有8评论

关键词:

        母亲在我们家里,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家里,无论大小事,我们兄妹三人,也包括父亲在内,全家都非常尊重母亲的意见。其中的原因,到不是所谓的现代社会讲求男女平等的原因,而是母亲为我们全家所作的付出与贡献,以及每当关键时刻,面对危险与磨难,母亲临危不惧、临急不乱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一天天日积月累地在我们心目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信。母亲节快到了,写下这段文字,作为母亲节的礼物,献给我的母亲。

                                                                         (一)救了父亲一命

     说是母亲曾经救了父亲一命,这一点也不夸张。经父亲的表嫂介绍,母亲认识了当时在解放军第二公安步兵学校任战术教官的父亲。1957年第四次大裁军后,次年25岁的父亲转业到距武汉市约50公里的葛店镇中心小学,任校长。1958年父母在父亲的老家北北京成婚。婚后,母亲也随父亲回到了湖北葛店,一起工作,母亲在学校教语文。

        第二年年初,父亲在北京的四哥写信告诉我父母,738厂(北京有线电厂)的技校招收新学员。母亲认为这是个回北京生活工作的好机会,于是就报名投考了北京有线电厂的技工学校。母亲被技校录取了,59年夏天刚过,母亲就带着尚在腹中的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回到了北京。下车的时候,母亲的脚肿得,鞋都穿不进。

        738 厂技工学校开学了,母亲被分配在电工班。上课不久以后,学校的老师就发现母亲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工作能力更远在全班同学之上。领导经过调查之后,了解到母亲在入校前就已经是有七年教龄的小学语文教师了。

        北京有线电厂是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一所保密工厂。中共建国初期,工人普遍文化水平低,大字不识的人占绝大多数。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工厂成立了,“扫盲(扫除文盲)速成班”、“工人业余大学”等,这些单位急需有教学经验的人。工厂里,有文化的本来就不多,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更是寥寥无几。当厂领导听说了母亲的情况后,就找母亲谈话,打算把母亲调到“业大”工作,母亲也欣然接受了领导的安排。

        再说武汉这边的父亲,自从母亲回北京之后,可以说父亲周围的政治生存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糟。这里面固然有政治的原因,同时也有父亲个人的原因。父亲出生在一个满清没落贵族家庭,他两岁时,祖母因食物中毒离世。父亲没有享受过母爱,不善与人沟通,性格耿直、倔强,个性中也有好斗的成分,这似乎也符合“马背民族”的特点。父亲的这些性格弱点,一直是父亲政治与个人发展道路上的桎梏。父亲自己也讲过一件事,一次他去区委开会,意外碰到了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当年在军校的战友。对方先是大吃一惊,然后说,“我还以为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当师长呢,当年在军校你可是红得发紫!”。父亲个性中的弱点,在军队中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暴露,这可能会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缘故。然而,到了地方之后,父亲“专门喜欢和领导对着干”的特点,让他吃了许多苦头。

       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之后,父亲这个头上罩着“革命军人”光环的、曾经受到欢迎的外来干部,开始受到地方势力的排挤。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中,因为劳动力缺乏,地方乡、镇领导人,经常指示学校停课,让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父亲认为经常停课,影响教学质量。作为教育者,也是误人子弟。于是,他多次给乡镇领导提意见,要求保证教学时间。有时,他就干脆顶着干,上面让他放学生去劳动,结果他却把学校大门一关,一个不放。

        在五十年代,退伍、转业“革命军人”的名声非常响亮,对军队转业的干部,地方一般都比较器重,因为这些军转干部普遍被认为政治水平比较高。如果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地方干部对你更是敬重有嘉。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地方干部往往也会让你三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一部分军转干部的强势心理,尤其是像父亲这样年轻气盛的青年干部。

        经常与领导作对,日子久了,结怨自然就深。平日里,人家难以找到整你的借口,运动来了,别人整你的机会也就来了。结果,父亲和另外几个军转干部,一同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党内受到严厉批判。在那段时间里,父亲的政治生命处于最低谷,人也消瘦得非常厉害。

       由于事业与政治前途的暗淡,再加上母亲也回了北京,父亲就开始要求调动工作。可以想象到的结果,自然是“不批准,不放人”。父亲一怒之下,写信告诉母亲,他要辞职,离开那个整他的地方。

      “辞职”这两个字,在西方、哪怕是在今天的中国,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却是非同小可。辞职就意味着,你从一个“革命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比“地、富、反、坏、右”好不了多少的无业游民。

        记得我上中学时,班里有个同学的父母就是无业,传说是被开除公职的。而那个同学无论学习、政治表现,一直都非常好。可是,我们几次讨论她的入团申请都没有通过,原因就是一些支委总是纠缠他父母被开除公职,没有工作单位的问题。我那时担任团支部书记,虽然主张吸收这个同学入团,但难以改变多数人的投票结果。所以,当我听到母亲讲述父亲这段故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当时有那种草率、鲁莽的想法,而且确信无疑母亲的决定是对的。

        母亲给父亲的回信中说:“你不能辞职,我帮你在北京跑调动。”。为此,母亲就开始不停地跑北京市高教局,高教局的领导说忙,在开会,没有时间见。母亲就说:“我就在这儿等,等领导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和领导谈。”就在快把市高教局的门槛踢破的时候,母亲意外遇到了一位吉人,他是“业大”的一位领导,市高教局的下放干部,王主任。母亲与父亲不同之处在于,母亲从十八岁开始工作,所走过的每个单位,除了出色的工作表现外,与领导的关系一般都比较融洽。王主任了解完父亲的情况后,就写了一张条子,让母亲拿着条子,去找市高教局。王主任知道父亲曾是军校教官,转业后又在学校任职,因此欢迎父亲来“业大”工作,而且表示如果夫妇两人都在“业大”工作,工厂还可以分配给父母一套住房。

       我见过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人笑得非常灿烂。母亲说,那是父亲接到北京的调令后,拍得一张照片。父亲调回了北京,但没有到母亲所在的单位工作。母亲说,父亲调回北京时,头上仍然戴着那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母亲,还有四伯和伯母都在738厂工作,可能是因为那顶“帽子”缘故,担心在兄嫂面前抬不起头,父亲才没到738厂工作。

        文革之后,我们一家曾多次提起,如果当初父亲没有调回北京,文革一来,恐怕不被打死,也得被打残。用母亲的话说,父亲的脾气与性格,让他很容易为自己“树敌”。父亲在湖北葛店时,得罪的不仅是他的上级,还有下属。母亲说,当时学校里有个体育老师,对父亲意见之大,用“恨之入骨”四个字来形容,可能一点也不过分。

       父亲现在能够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安渡舒适晚年,也得给母亲记上一功。当初如果让父亲一时冲动,辞职回到北京,如今剩下的,除了后悔之外,恐怕别无其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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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8 个评论)

2 回复 meistersinger 2011-5-4 14:23
你母亲有能耐。
2 回复 yulinw 2011-5-4 14:39
   EQ高好~~
1 回复 rongrongrong 2011-5-5 03:26
能干的母亲
2 回复 bjca11 2011-5-5 08:12
yulinw:    IQ高好~~
在我看来,我妈的IQ真的比我爸高。
2 回复 bjca11 2011-5-5 08:16
meistersinger: 你母亲有能耐。
的确如此,谢谢。
2 回复 001zmm 2011-6-12 20:33
你的妈妈好厉害啊
2 回复 异域堂 2011-7-7 10:42
那时候“辞职”就是放弃“革命了”。我接待过一个9岁就参加“东纵”的香港人,1960年因为偷回香港找母亲,在边界被抓,以“叛国投敌罪”被押了11年的“上访者”。
1 回复 bjca11 2011-7-7 14:29
异域堂: 那时候“辞职”就是放弃“革命了”。我接待过一个9岁就参加“东纵”的香港人,1960年因为偷回香港找母亲,在边界被抓,以“叛国投敌罪”被押了11年的“上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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