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在我们家里，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家里，无论大小事，我们兄妹三人，也包括父亲在内，全家都非常尊重母亲的意见。其中的原因，到不是所谓的现代社会讲求男女平等的原因，而是母亲为我们全家所作的付出与贡献，以及每当关键时刻，面对危险与磨难，母亲临危不惧、临急不乱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一天天日积月累地在我们心目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信。母亲节快到了，写下这段文字，作为母亲节的礼物，献给我的母亲。

                                                                         （一）救了父亲一命

     说是母亲曾经救了父亲一命，这一点也不夸张。经父亲的表嫂介绍，母亲认识了当时在解放军第二公安步兵学校任战术教官的父亲。1957年第四次大裁军后，次年25岁的父亲转业到距武汉市约50公里的葛店镇中心小学，任校长。1958年父母在父亲的老家北北京成婚。婚后，母亲也随父亲回到了湖北葛店，一起工作，母亲在学校教语文。

        第二年年初，父亲在北京的四哥写信告诉我父母，738厂（北京有线电厂）的技校招收新学员。母亲认为这是个回北京生活工作的好机会，于是就报名投考了北京有线电厂的技工学校。母亲被技校录取了，59年夏天刚过，母亲就带着尚在腹中的我，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回到了北京。下车的时候，母亲的脚肿得，鞋都穿不进。

        738 厂技工学校开学了，母亲被分配在电工班。上课不久以后，学校的老师就发现母亲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工作能力更远在全班同学之上。领导经过调查之后，了解到母亲在入校前就已经是有七年教龄的小学语文教师了。

        北京有线电厂是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一所保密工厂。中共建国初期，工人普遍文化水平低，大字不识的人占绝大多数。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工厂成立了，“扫盲（扫除文盲）速成班”、“工人业余大学”等，这些单位急需有教学经验的人。工厂里，有文化的本来就不多，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更是寥寥无几。当厂领导听说了母亲的情况后，就找母亲谈话，打算把母亲调到“业大”工作，母亲也欣然接受了领导的安排。

        再说武汉这边的父亲，自从母亲回北京之后，可以说父亲周围的政治生存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糟。这里面固然有政治的原因，同时也有父亲个人的原因。父亲出生在一个满清没落贵族家庭，他两岁时，祖母因食物中毒离世。父亲没有享受过母爱，不善与人沟通，性格耿直、倔强，个性中也有好斗的成分，这似乎也符合“马背民族”的特点。父亲的这些性格弱点，一直是父亲政治与个人发展道路上的桎梏。父亲自己也讲过一件事，一次他去区委开会，意外碰到了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当年在军校的战友。对方先是大吃一惊，然后说，“我还以为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当师长呢，当年在军校你可是红得发紫！”。父亲个性中的弱点，在军队中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暴露，这可能会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缘故。然而，到了地方之后，父亲“专门喜欢和领导对着干”的特点，让他吃了许多苦头。

       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之后，父亲这个头上罩着“革命军人”光环的、曾经受到欢迎的外来干部，开始受到地方势力的排挤。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运动中，因为劳动力缺乏，地方乡、镇领导人，经常指示学校停课，让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父亲认为经常停课，影响教学质量。作为教育者，也是误人子弟。于是，他多次给乡镇领导提意见，要求保证教学时间。有时，他就干脆顶着干，上面让他放学生去劳动，结果他却把学校大门一关，一个不放。

        在五十年代，退伍、转业“革命军人”的名声非常响亮，对军队转业的干部，地方一般都比较器重，因为这些军转干部普遍被认为政治水平比较高。如果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地方干部对你更是敬重有嘉。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地方干部往往也会让你三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一部分军转干部的强势心理，尤其是像父亲这样年轻气盛的青年干部。

        经常与领导作对，日子久了，结怨自然就深。平日里，人家难以找到整你的借口，运动来了，别人整你的机会也就来了。结果，父亲和另外几个军转干部，一同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党内受到严厉批判。在那段时间里，父亲的政治生命处于最低谷，人也消瘦得非常厉害。

       由于事业与政治前途的暗淡，再加上母亲也回了北京，父亲就开始要求调动工作。可以想象到的结果，自然是“不批准，不放人”。父亲一怒之下，写信告诉母亲，他要辞职，离开那个整他的地方。

      “辞职”这两个字，在西方、哪怕是在今天的中国，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却是非同小可。辞职就意味着，你从一个“革命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比“地、富、反、坏、右”好不了多少的无业游民。

        记得我上中学时，班里有个同学的父母就是无业，传说是被开除公职的。而那个同学无论学习、政治表现，一直都非常好。可是，我们几次讨论她的入团申请都没有通过，原因就是一些支委总是纠缠他父母被开除公职，没有工作单位的问题。我那时担任团支部书记，虽然主张吸收这个同学入团，但难以改变多数人的投票结果。所以，当我听到母亲讲述父亲这段故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父亲当时有那种草率、鲁莽的想法，而且确信无疑母亲的决定是对的。

        母亲给父亲的回信中说：“你不能辞职，我帮你在北京跑调动。”。为此，母亲就开始不停地跑北京市高教局，高教局的领导说忙，在开会，没有时间见。母亲就说：“我就在这儿等，等领导什么时候有时间，再和领导谈。”就在快把市高教局的门槛踢破的时候，母亲意外遇到了一位吉人，他是“业大”的一位领导，市高教局的下放干部，王主任。母亲与父亲不同之处在于，母亲从十八岁开始工作，所走过的每个单位，除了出色的工作表现外，与领导的关系一般都比较融洽。王主任了解完父亲的情况后，就写了一张条子，让母亲拿着条子，去找市高教局。王主任知道父亲曾是军校教官，转业后又在学校任职，因此欢迎父亲来“业大”工作，而且表示如果夫妇两人都在“业大”工作，工厂还可以分配给父母一套住房。

       我见过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人笑得非常灿烂。母亲说，那是父亲接到北京的调令后，拍得一张照片。父亲调回了北京，但没有到母亲所在的单位工作。母亲说，父亲调回北京时，头上仍然戴着那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母亲，还有四伯和伯母都在738厂工作，可能是因为那顶“帽子”缘故，担心在兄嫂面前抬不起头，父亲才没到738厂工作。

        文革之后，我们一家曾多次提起，如果当初父亲没有调回北京，文革一来，恐怕不被打死，也得被打残。用母亲的话说，父亲的脾气与性格，让他很容易为自己“树敌”。父亲在湖北葛店时，得罪的不仅是他的上级，还有下属。母亲说，当时学校里有个体育老师，对父亲意见之大，用“恨之入骨”四个字来形容，可能一点也不过分。

       父亲现在能够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安渡舒适晚年，也得给母亲记上一功。当初如果让父亲一时冲动，辞职回到北京，如今剩下的，除了后悔之外，恐怕别无其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