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二）

文革危急时刻（1）

  “文革”中的一天，外语学校总务处主任的儿子，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妈是地主出身！” 我那时年纪虽小，却知道这是一句要人命的话。 

    当时正处于文革最乱的时期，红卫兵打、砸、抢风行，仅仅一个“地主出身”，轻则挨斗，重则就可能惨死在红卫兵的棍棒与皮鞭之下。一天，红卫兵在学校家属院，批斗苏世林的姥姥，结果苏家老少三代，一个不少，都被拉去陪斗。苏世林还被红卫兵剃了个阴阳头，那时他刚上中学。

    学校幼儿园有个年轻洗衣女工，叫刘桂兰。给幼儿园的阿姨提意见，说他们偷拿孩子们的食物，体罚孩子，被阿姨们忌恨在心。文革来了，不幸的小刘是“地主出身”，贫苦出身的阿姨们指称

    小刘提意见是“阶级报复”。他们找来红卫兵，要刘桂兰在红卫兵面前，把问题说清楚，为此他们还给自己的兴师问罪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开陈清会”。结果可想而知，刘桂兰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开陈清会”的教室里。更可怜的是，小刘被打死时，还有一个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女儿。

    我一路跑回家，告诉母亲，院里有人说我们家是“地主出身”。母亲一听，就火了。“是谁说的？！”母亲询问时，带着怒气。“车三儿说的”我回答，车三儿是邻居车主任的三儿子。“走，找他们家长去！”母亲领着我来到车家。车主任了解母亲的来意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厉声责问儿子：“怎么能乱说！从哪里听来的？！”“听托儿所阿姨说的。”车三儿回答。

    这下，母亲弄清楚了，原来这个说我妈是“地主出身”的谣言，是出自那伙唆使红卫兵打死洗衣女工刘桂兰的幼儿园阿姨。母亲意识到，为了家庭和自身的安全，必须尽快找到幕后黑手，立即止住这个谣言。否则，一旦谣言传到红卫兵的耳朵里，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一番分析、思考之后，母亲采取了一种堪称大胆泼辣、行之有效的“骂战”方式，把造谣者“骂”出来，同时达到澄清自己，辟谣的目的。可能是曾经教语文的缘故，母亲说骂人的艺术是，骂人不带脏字。与泼妇打架、骂街不同，母亲要的 就是一场不带脏字的“骂战”。我们家属院的住房，都是一排排的平房。如果站在房前的空地上，大声讲话，前后几排房的人家，都能听到。母亲拿了一把椅子，放在门前的空地上，坐下，开“骂”。

    母亲的“骂声”持续了不长时间，住在和我家同一排房，最里面一家的一个姓朱的幼儿园阿姨，脸一红一白地走到母亲面前说：“满阿姨你别骂了，是我说的。”“你说我是地主出身，根据是什么？！”母亲掷地有声地问。对方随后给出了，一个让今天的人听起来啼笑皆非的回答：“旧社会，只有有钱人家的子弟读书、上学，有钱人才有文化。因为你有文化，所以我们猜想你家是地主。”

文革危急时刻（2）

   文革后期， 解放军部队开始征兵。在那个年代，参军当兵是青年学生的最佳选择。参军，入党，提干是高干子弟们问鼎权力的金光大道。外语学校是社会名流子女、高干子弟汇集地。征兵工作是个吃力不讨好，同时又有危险的工作，多数人都避之不及。穿上军装的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登上了一个人生的高台阶；没有被批准入伍的，心灰意冷感到前途一片灰暗，一些人会把自己不能当兵的原因，归罪于学校的征兵干部或负责人，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报复手段。

    父亲那时就在学校负责征兵在工作。父亲是个正直的好人。在他的一生工作中，从未做过半点徇私、违纪的事。他的这种钉是钉，卯是卯的工作态度；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的为人处世态度，得罪了不少人。

    母亲虽然常劝说父亲做人应该适当圆滑一点，以免无故树敌。当然类似的劝说，从未产生过任何效果。但是在工作上，母亲从来没拉过父亲的后腿。相反每当父亲的工作陷入困难时，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丈夫渡过困境，摆脱危险。

    一天，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忽然见到几个面带凶象的学生，围着我家的房子周围转，其中之一还不时地用手指我家。母亲依稀听到，有人在说：“没错，这就是骆毅的家。”母亲很小的时候，姥爷就开始为地下抗日武装工作，后来又为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工作。他曾经多次避开敌人的抓捕，化险为夷，三更半夜逃离家门是家常便饭。母亲说，姥姥是个非常老实厚道的农家妇女，因为经历太多的惊吓，以至于后来，落下了一听到“有情况”就浑身抖个不停的病根。但是在危险环境下，长大的母亲，却练就了一身胆识。母亲是姥爷的最爱，她的身上也继承了许多姥爷的优点。

    母亲马上意识到，一种危险正在逼近她的丈夫和她的家人。傍晚父亲回到家，母亲把白天看到、听到的情况告诉了父亲。根据母亲所描述的那伙人的长相、身高等，父亲说：“我知道是哪一伙人。”父亲从16岁入伍，随刘邓大军入川后，开始在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保卫队，后来进入公安干校学习，再后来到解放军第二公安步兵学校任教。

    十年的军旅生涯，培养了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侦查、格斗、射击无疑是父亲的强项。在葛店的时候，一个周末，母亲把洗好的衣服、床单等，刚晾晒在学校院子里的，工夫不大，竟然一件不剩地不翼而飞了。母亲开始有些着急，父亲倒很平静，劝她不必着急，说他自有办法。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父亲就把全部丢失的衣物一件不少地，从附近的村子里找了回来，取回的衣物甚至还没有完全晾干。在葛店父母住的地方，老鼠特别多。母亲说武汉的老鼠个特别大，这一点当我到武汉上大学时，看到在学生食堂附近出没的硕鼠，亲眼所见得到了验证。一天半夜，朦胧之中母亲听到周围有老鼠在活动，她唤醒了熟睡中的丈夫，她告诉丈夫有老鼠，因为她非常怕老鼠。母亲要去开灯抓老鼠，父亲止住了她。刚从睡梦中醒来的父亲，顺手抄起了放在床边的气步枪，借着月光，手起枪落。母亲开灯一看，一只死老鼠躺在角落里。

    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一般来说，对付两三个未经训练的学生，父亲并不担心。但是，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动起手来，我们三个年幼的孩子就难免不受到伤害。那天晚上，母亲让我们兄妹三人，躲在一张大双人床下睡觉，以免被碎玻璃割伤，母亲守着我们一夜没有合眼。我那时不到6岁，人虽然小，但当时那种恐怖气氛至今记忆犹新。

    第二天一早，母亲找到学校张副校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然后又找军代表，反映那几个学生因为当兵不成，要报复父亲的情况。军代表也非常重视，说一定保证大人及孩子们的安全。后来，母亲被告知，那几个学生已经被军代表看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