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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
在过往的岁月里,我们曾经被迫背诵、记忆许多东西,可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相反的是,有些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刻意地背记,他们却常常从我们记忆深处的某个角落里,悄悄的爬出来。
“解放军不打好人”
“文革”时,红卫兵除了胳臂上的袖章之外,通常还有一个红色封皮的《红卫兵证》。虽然爸爸没有参加任何派别,但不知道为什么家里有好几个《红卫兵证》。我那时5岁多,平时看到红卫兵耀武扬威的样子,觉得他们很神气,于是就拿了一个《红卫兵证》装在兜里,自称“红卫兵”。
我爸爸是转业军人出身,是外语学校创建初期,最早报到的几个“老人”之一。“文革”前,他的部分工作是负责保卫和民兵训练等。我记得,爸爸有时会背一只苏式步枪或是56式半自动步枪回家。回家后,枪就靠在门后的墙上。有一天,弟弟好奇地走过去试图抱起步枪,结果七斤半重的步枪倒了,他自己也摔倒了,那时他只有三岁。
据说对于当时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学校常常让爸爸出面对那些“坏学生”进行教育。结果使得一些曾经被爸爸教育过的学生为此忌恨在心。文革开始了,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除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其余都成了红卫兵小将。没有哪一个老师敢讲红卫兵小将的不对。小学部的学生,因为年龄小,不能加入红卫兵,但是他们也开始跟着一起“造反”。
一天,我在学校附近的地方玩的时候,被几个小学部的学生看到。其中一人,好像挺恨我爸爸,只听他说:“这不是骆毅的崽子吗!”。随后,又是几声像是被踩了鸡脖子似的怪叫,听起来像是他们在喊他们给我爸爸起的外号。
说话间,几个学生已经走到了我面前。其中那个领头的一眼就看到了我衬衣口袋里的红卫兵证,说:“小兔崽子,老子都还不是红卫兵,从哪偷来的红卫兵证,给老子瞧瞧!”话音未落,他的一只手就伸向我的口袋,要抢我兜里的红卫兵证。我一边用手捂着口袋,嘴里大声地说:“这是我爸爸的!”同时,也寻机逃跑。但是,四处一看我已被团团围住,无路可逃。一番撕抢之后,那个领头的抢走了我口袋中的红卫兵证。
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被弄脏、撕破的衣服后,问:“明,上哪儿去了?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小学部的抢了我的红卫兵证”我回答。“你认得抢你东西的人吗?”妈妈又问。我说:“认得。”“好,我们明天找他们算账!”
第二天早晨,妈妈就领我来到学校。“文革”开始前,我家一直住在学校里,我对学校的每个角落都非常熟悉。外语学校的学生都是寄宿制。“文革”开始后,就停课了,只有少数还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抢我东西的人就住在靠近学校北墙的一栋灰色的宿舍楼里。
宿舍门开了,屋子里果然就是抢我东西的那几个人。“是哪一个?”妈妈问到。“就是他”我用手指着一个坐在双层床上铺的人说。妈妈快步上去,将那个领头的从床上,一把揪了下来。这一举动,一下就把屋子里的几个人镇住了。看到妈妈身上穿得旧军装,那个被揪下床的冲口而出:“你是解放军,解放军不打人、不骂人!”“对,解放军不打好人,你给我站好了!”妈妈厉声回答。随后,她找了一把椅子坐下,环视一下房间里剩下的几个人,继续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二条是怎么说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是你们几个都干了什么?!抢小孩的东西,你们的行为就像国民党反动派、土匪!……你们几个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地学习,认真改造你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房间里的几个人来说,一堂咎由自取的政治课是在所难免了。……
我一直记得妈妈说的“解放军不打好人”这句话,并奉为真理,直到公元1989年6月4日那一声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