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3）

两套搪瓷餐具和一辆“幸福”牌摩托车

——谨以此文纪念在“文革”中惨死的人们

    小时候，我和弟弟每人有一套同样的搪瓷餐具。餐具是一个豆绿色的叉沿碗和一个白地带花的小盘。那套餐具我们用了许多年。每当我看到那套餐具就会想起一个人，她就是文革前外语学校的教导主任姚漱喜。

    姚阿姨非常喜欢我们兄弟俩，尤其喜欢我弟弟。周末，弟弟是她宿舍里的常客。也正因为此，学校里的一些人竟误认为我父母把弟弟过继给了姚主任做儿子。妈妈说姚阿姨把我们兄弟俩的生日，总是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妈妈都忘了，姚阿姨会带着生日礼物，来给我们过生日。那两套餐具就是姚阿姨送给我们的生日礼物。

    姚阿姨那时大概四十岁出头，已婚，但没有孩子。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姚阿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听父母说，姚阿姨青年时，是学运领袖，很早就参加革命，在学校时，加入共产党，应该算是老革命。

    作为教导主任，姚阿姨在教学上，对老师和学生都非常严格。业务水平低的老师被要求和学生一起听业务水平高的教师讲课，业务水平不达标，决不允许上讲台。据说，姚主任的严格，也曾得罪了一些人。

    姚阿姨是一个十分爱整洁的人，她工作、休息的地方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姚阿姨的工资除了自己开销外，平时还要接济生活困难的妹妹。她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双人床单，用旧了，中间有了破损，她就把旧床但从中间裁开，剪掉破损的部分，然后再把两边结实的部分对接起来，这样一个破了的双人床单，经她的手一下就变成了与新的相差无几的单人床单。妈妈后来也常常这样做，说这都是跟姚主任学的。

    文革开始后的一天，我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玩儿。我们小孩都管哪儿叫大操场。那时，大操场周围的空地都被改成了农田。地里种的有大箩卜、大白菜，好像还曾经种过冬小麦。我看到大操场西面的田里，有一群人蹲在那里干活。不远处还有两、三个臂上带着红袖章，手里提着棒子或鞭子的红卫兵，一边巡视，一边嘴里不时地喝骂着什么。我觉得好奇，就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当我走近那群人时，“小明…”一个温和而又熟悉声音从我背后方向一个蹲着的人那里传到我的耳朵里。当我转身看时，我被眼前所见的惊呆了。

    五岁的我，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何物。但是，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父母提起姚阿姨的名字了。姚阿姨上身穿了一件好像多日没洗的蓝底小白花就上衣。头发被剪成缺一块、秃一块。有头发的地方，还可以见到一块块干了的不同颜色的油漆。脸上留着，没有完全愈合，带有血迹的伤疤。我凝视着那双温和、慈爱的眼睛，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把眼前这个人和那个干净利落，脸上常常挂着微笑，仪态端庄的姚阿姨相比。于是我悄悄地走近她，怯生生地说：“姚阿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小孩儿，滚开！”不远处传来了红卫兵的叫喊声。“明，快离开这里吧，回家问妈妈好!”说完，姚阿姨赶紧把头低下，再也没敢抬头。……

    回家后，我把当天所见告诉了妈妈，妈妈面带怒色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本想再问些什么，妈妈说：“别问了孩子，慢慢地你会懂的。”

    不久以后的一天，听到父母小声地在谈论好像什么人死了。后来知道是姚阿姨在自己宿舍里上吊自杀了。爸爸说，姚阿姨在遗书中写道:“...经常挨打，太惨了，实在受不了，...在我死后，请党组织，检查我的身体。我的身体除了小腿之外，身上没有一处是好的。......”

    后来我知道，他们经常让姚阿姨跪在地上，对她进行毒打。……

    姚阿姨死后不久的一天，我看到一个姓刘的红卫兵头头，神气活现、耀武扬威地骑着一辆红色的“幸福”牌摩托车，在学校附近兜风。听大人们讲，他骑的那辆摩托车是用姚阿姨的全部积蓄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