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 ‘国丧’

那年的‘国丧’

       1976年9月初的一天，放学后回到家里，母亲让我去给家里买些面粉回来。在路上，当我拐过一个街口的时候，突然见到一位中年妇女，从一个居民院里，号啕大哭着冲了出来。起初，我猜想，可能是这家死了人吧。可随后很快我就听到了不远处，从谁家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哀乐声。……

        那一年，从年初开始，周恩来病故，七月份是朱德，这哀乐声似乎就没有间断。凭着多年训练、培养出来的“政治敏感性”，一个念头突然跳入我的脑海中，是不是‘伟大领袖’出了什么‘三长两短’……

        回到家里，听广播，证实了我的判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了。随后就是连续数日的‘举国哀悼’。我们停课，开始写标语、办板报，以表示对‘伟大领袖’逝世的‘沉痛悼念’。那年头，学生因为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而停课，是常事。

       年初周恩来病故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学校没有让学生像悼念毛一样，悼念周。相反，社会上对周的悼念，却如火山爆发般地不可阻挡，从而引发了后来的北京清明“四五事件”。

       虽然，学校没有让学生停课，悼念周。但是，写点文章用来悼念周还是允许的。正好遇上语文课，写作文。于是，老师就让我们写一篇悼念周恩来的作文。作文交上去之后，通常在下一堂作文课上，老师就会拿出其中的一、两篇作范文，进行讲评，我和班上另外一个同学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讲评。

       可这一次，是个例外。作文交给老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文。我们心里正嘀咕的时候，一天老师把我和另外一位姓戎的同学，他当时是校团委副书记，也是我的好朋友，叫到一间小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老师一个人。看到老师一脸的严肃，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心里开始有点打鼓。

       老师开口问了，“你们最近是不是去天安门了？”虽然，老师的话，让我们有点儿‘丈二的和尚 - 摸不着头脑’，但我们还是很快地回答：“没去。”

       老实说，我的朋友究竟去没去天安门，我不敢打保票，但我确实没去。事实上，“四五”之前那段时间，父亲曾告诫我，不要去天安门，因为他预感那里要出事。当然，并非父亲的话起了决定作用，而是那段时间母亲住院，做手术，我放学后，须要经常去医院，照看母亲。

       老师听了我们的回答后，把已经打开的两个作文本，分别往我们两个面前一推，说到：“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与‘天安门诗抄’如出一辙。”随后，老师又放缓了口气，继续说：“这些只有我一个人读过，没有其他人知道，拿回去，烧了！再重新写一篇，送来。”

        后来，“四五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当局开始到处搜查‘天安门诗抄’，查找‘天安门诗抄’的作者，许多人因此被捕入狱。我和我的朋友事后也明白了，为什么平时在大办公室办公的老师，那天把我们叫到那间小办公室，和我们谈话。因为老师的保护，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我和我的朋友幸免受到牵连。

       这里抄录两段，那时被当局称之为“反诗”的诗文。第一首是最有名的《扬眉剑出鞘》，作者：王立山。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骨沃中原土，魂入九垓舞，

       英灵在人间，常擂震妖鼓。

     《人民高擎照妖镜》

       七十八年辨是非，谁人拥戴谁人毁 
       众心已随将星去，神州八亿守陵帷。
       人民高擎照妖镜，乱国贼子正穷追。
       总理回眸应笑慰，哀声已化撼天雷。

        9月18日早晨起来，我们各校的学生代表，从学校出发，到指定地点集结，然后步行到毛泽东追悼会现场。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有上百万人。我们海淀中学生的代表被安排在长安街上，西单西侧一带。下午3：00正，追悼会在那位主持人说，“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 --，再鞠躬--，三鞠躬。”中开始，后来的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很累，从早晨到晚上，整整一天。

    在步行回校的路上，偶然碰到了，小学时的班长。我们分属不同的中学，她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在那种场合，见到我，她显得有些吃惊。也许，她在想，这样一个曾经在班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的家伙，怎么也跑这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