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国殇日”

    今天一早起来，儿子就穿戴整齐，准备参加一年一次的，在纪念公园举行的“国殇日”纪念活动。这是他连续第八个年头，以童子军的身份，参加“国殇日”的步行操及纪念仪式。今天，他还要代表温哥华的Ventures，在纪念公园敬献花环。他告诉我，他感到自己今天非常special。我说：“爸爸也为你感到骄傲。”

    不知道当初是如何将每年11月11日这一天确定为“Remembrance Day”，还是纯属巧合，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在温哥华每年“国殇日”这一天，总是要么阴天、要么下雨，几乎就没有过晴天。老天爷就好像有意制造这样一种气氛，以配合加国人们这一天的纪念活动。

    每次看到走在步行操前列的，那些身穿戎装，胸前配满各式勋章、奖章，精神矍铄的老兵们，你就会知道，谁是这一纪念活动的主角。不仅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之中，就是从路人的眼神中，也可以读出，加国民众以及社会对这些老兵尊敬与爱护。

    写道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来，前不久读到的两则故事。一个是《寻找王成》，讲的是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原形——蒋庆泉的故事。故事大意是：蒋庆泉入朝作战时，是一名话务兵。那次惨烈的战斗，打到最后，守阵地的志愿军士兵，就剩下蒋庆泉一个人。就像电影中演的，蒋庆泉不断地用步话机，向志愿军炮兵，指示炮击方位，以阻止不断包围上来的美军及联合国军士兵的进攻。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蒋庆泉不断地通过步话机喊道：“100米，50米，20米，…”最后喊出了一个伟大战士的不朽名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在他喊出，“向我开炮”之后，敌人击中他的步话机的同时，他的头部也受伤，失去了知觉。步话机另一端蒋庆泉的战友们，通过无线接收机中传出的，步话机被击坏后发出的“沙沙沙......”的声响，断定他们的战友，蒋庆泉一定是牺牲了。这也才有了电影中，英雄王成最后手持拉响了的爆破筒，一跃冲入敌群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场景。

    事实上，蒋庆泉当时并没有‘光荣’，当他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周围满是美国大兵，他被俘了。从他本人后来的叙述中知道，他非常懊恼，为什么自己就被俘了，而没有‘光荣’，在他所接收的教育里，‘被俘’是一种奇耻大辱。后来，通过战后中美交换战俘，蒋庆泉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了数十年间，一名无足轻重、无人知晓的、普普通通的、锄大地的农民。与此同时，背负在蒋庆泉身上的，不是英雄的称呼，而是伴随他几十年的，一个被当作战俘的耻辱。每当蒋庆泉和乡亲们一起观看电影《英雄儿女》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躲在后面，默默地落泪。

    读完这个故事，我的心里像倒了五味瓶，我被蒋庆泉的英雄行为，深深地打动，他在我心目中，毫无疑问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战士！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英勇地战斗到了昏厥前的最后一秒钟！同时，我更为蒋庆泉回国后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感到心酸，感到愤怒！这样一位，放在任何国家，都会被毫无疑问地，举世公认的英雄，当他回到自己祖国怀抱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英雄般的欢迎，取而代之的是长达数月的‘政治审查’！审查的结果是，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开出军籍，回乡务农。事实上，即使在战俘营里，蒋庆泉也表现了一个英雄战士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节。美军知道他是一名话务兵，有一定文化，企图策反他。他们给了他三个选择：一是送他去日本进行话务培训；二是去台湾；三是回大陆。他的回答是，就是死，也要回家！美军要在他的身上刺上‘反共’的字样，才肯放他回中国。他的回答是，“你们要不先把我的两个胳膊砍了，否则甭想！”

    如果蒋庆泉这样一个人不能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在中共的政治理念中，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英雄。也许在他们看来，蒋庆泉只有杀身成仁，才能称得上英雄。可是“杀身成仁”曾是 蒋中正，对其属下要求的，是中共所不齿的。再能想到的就是日军的‘江田岛精神’，但那更是非人道的法西斯主义。我不明白，蒋庆泉究竟错在了哪里？也许正像他本人说的，错就错在‘被俘’了。‘被俘’了，过去的一切荣誉、战功都归于零不说，还要一辈子背负着‘俘虏’的耻辱，而这种耻辱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己为之流血、牺牲的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它的意识形态。

    另一个是‘凤凰卫视’陈晓楠讲述的一群《老兵的故事》，我也曾被这群老兵的故事深深地感染。每当这些年近八九旬的老人们，穿上军服，聚在一起，全然不再是一些弯腰驼背的老农民，而更像是一群精神抖擞的老兵，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人们很容易理解，那一段战争岁月已经完全溶进了他们的血液里，成了他们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看完那个节目，我就在想，如果中国也有类似加国‘国殇日’这种纪念活动，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活动的主角，因为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无权剥夺他们的生活、生命中的那一部分。但现实中我们所见到的，却完全不是我们所期盼的。庆祝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我们所见到的，除了中共高官们与北韩政客们你来我往的龌龊政治交易外，就是新闻里那几张早已令人生厌的脸孔，出席 ‘胜利60周年’的这个庆典，那个庆祝。而那些真正应该成为这些活动主角的人们，也许正在那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锄镑着大地，暮年的他们仍然在为自己的生计辛劳着。这些原本该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权益，在一片“和谐”声中，被无情地剥夺了。记得，《老兵故事》中的那位老兵的组织者曾说过，很想筹集一些钱，送这些老兵们去一趟朝鲜，回到他们曾流血、牺牲的地方看一看。我衷心地祝福他们能在他们已经不太多的余生里，完成他们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生夙愿！

    儿子回到家，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伯克。“能不能读给我听听？”儿子问。“我给你讲一段这里面的故事吧”，我回答。于是，我就把蒋庆泉的故事，给儿子讲了一遍。听完我讲的故事，儿子说：“我也给你讲一个”。

   “1942年8月加军对占领法国北部沿岸城市，迪耶普（Dieppe）的德军展开了登陆战，历史上称为，迪耶普战役(The Battle of Dieppe）。那是一次非常惨烈的战斗，在那次战斗里，加军约有一千人阵亡，两千人被俘。John Weir Foote 是一位加军上尉医官。在长达8小时的战斗里，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使得许多伤员得到及时救治，他的精神也感染着周围的人。在最后撤退的时候，Foote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撤离的机会，走向了德军阵地，目的是让德军俘获，以便用他一名医生的知识和双手，救治那些被德军俘获的加军士兵。经过长达近3年的囚徒生活后，1945年5月Foote 重获自由。1946年2月，Joho Weir Foote 荣获了英联邦（British Common Wealth）最高荣誉勋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 ”

   “中国和加拿大真的有很多不同，”儿子接着说，“The Chinese soldier has more balls than John Foote, think about it, he called Chinese cannons to bomb himself, how many soldiers can do that？He is a real hero.  He should at least receive a very high honour in China.”儿子对比了两个英雄后，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是啊，两个国家的确有许多不同。从这两个故事反映出来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充满了人性，另一个欠缺人性。”我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