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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起来,儿子就穿戴整齐,准备参加一年一次的,在纪念公园举行的“国殇日”纪念活动。这是他连续第八个年头,以童子军的身份,参加“国殇日”的步行操及纪念仪式。今天,他还要代表温哥华的Ventures,在纪念公园敬献花环。他告诉我,他感到自己今天非常special。我说:“爸爸也为你感到骄傲。”
不知道当初是如何将每年11月11日这一天确定为“Remembrance Day”,还是纯属巧合,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在温哥华每年“国殇日”这一天,总是要么阴天、要么下雨,几乎就没有过晴天。老天爷就好像有意制造这样一种气氛,以配合加国人们这一天的纪念活动。
每次看到走在步行操前列的,那些身穿戎装,胸前配满各式勋章、奖章,精神矍铄的老兵们,你就会知道,谁是这一纪念活动的主角。不仅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之中,就是从路人的眼神中,也可以读出,加国民众以及社会对这些老兵尊敬与爱护。
写道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来,前不久读到的两则故事。一个是《寻找王成》,讲的是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原形——蒋庆泉的故事。故事大意是:蒋庆泉入朝作战时,是一名话务兵。那次惨烈的战斗,打到最后,守阵地的志愿军士兵,就剩下蒋庆泉一个人。就像电影中演的,蒋庆泉不断地用步话机,向志愿军炮兵,指示炮击方位,以阻止不断包围上来的美军及联合国军士兵的进攻。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蒋庆泉不断地通过步话机喊道:“100米,50米,20米,…”最后喊出了一个伟大战士的不朽名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在他喊出,“向我开炮”之后,敌人击中他的步话机的同时,他的头部也受伤,失去了知觉。步话机另一端蒋庆泉的战友们,通过无线接收机中传出的,步话机被击坏后发出的“沙沙沙......”的声响,断定他们的战友,蒋庆泉一定是牺牲了。这也才有了电影中,英雄王成最后手持拉响了的爆破筒,一跃冲入敌群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场景。
事实上,蒋庆泉当时并没有‘光荣’,当他苏醒过来睁眼一看,周围满是美国大兵,他被俘了。从他本人后来的叙述中知道,他非常懊恼,为什么自己就被俘了,而没有‘光荣’,在他所接收的教育里,‘被俘’是一种奇耻大辱。后来,通过战后中美交换战俘,蒋庆泉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到自己的家乡,成了数十年间,一名无足轻重、无人知晓的、普普通通的、锄大地的农民。与此同时,背负在蒋庆泉身上的,不是英雄的称呼,而是伴随他几十年的,一个被当作战俘的耻辱。每当蒋庆泉和乡亲们一起观看电影《英雄儿女》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躲在后面,默默地落泪。
读完这个故事,我的心里像倒了五味瓶,我被蒋庆泉的英雄行为,深深地打动,他在我心目中,毫无疑问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战士!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英勇地战斗到了昏厥前的最后一秒钟!同时,我更为蒋庆泉回国后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感到心酸,感到愤怒!这样一位,放在任何国家,都会被毫无疑问地,举世公认的英雄,当他回到自己祖国怀抱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英雄般的欢迎,取而代之的是长达数月的‘政治审查’!审查的结果是,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开出军籍,回乡务农。事实上,即使在战俘营里,蒋庆泉也表现了一个英雄战士的爱国情怀和英雄气节。美军知道他是一名话务兵,有一定文化,企图策反他。他们给了他三个选择:一是送他去日本进行话务培训;二是去台湾;三是回大陆。他的回答是,就是死,也要回家!美军要在他的身上刺上‘反共’的字样,才肯放他回中国。他的回答是,“你们要不先把我的两个胳膊砍了,否则甭想!”
如果蒋庆泉这样一个人不能成为英雄,我不知道在中共的政治理念中,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英雄。也许在他们看来,蒋庆泉只有杀身成仁,才能称得上英雄。可是“杀身成仁”曾是 蒋中正,对其属下要求的,是中共所不齿的。再能想到的就是日军的‘江田岛精神’,但那更是非人道的法西斯主义。我不明白,蒋庆泉究竟错在了哪里?也许正像他本人说的,错就错在‘被俘’了。‘被俘’了,过去的一切荣誉、战功都归于零不说,还要一辈子背负着‘俘虏’的耻辱,而这种耻辱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己为之流血、牺牲的国家的统治集团和它的意识形态。
另一个是‘凤凰卫视’陈晓楠讲述的一群《老兵的故事》,我也曾被这群老兵的故事深深地感染。每当这些年近八九旬的老人们,穿上军服,聚在一起,全然不再是一些弯腰驼背的老农民,而更像是一群精神抖擞的老兵,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人们很容易理解,那一段战争岁月已经完全溶进了他们的血液里,成了他们生命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看完那个节目,我就在想,如果中国也有类似加国‘国殇日’这种纪念活动,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活动的主角,因为那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应该,也无权剥夺他们的生活、生命中的那一部分。但现实中我们所见到的,却完全不是我们所期盼的。庆祝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我们所见到的,除了中共高官们与北韩政客们你来我往的龌龊政治交易外,就是新闻里那几张早已令人生厌的脸孔,出席 ‘胜利60周年’的这个庆典,那个庆祝。而那些真正应该成为这些活动主角的人们,也许正在那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锄镑着大地,暮年的他们仍然在为自己的生计辛劳着。这些原本该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权益,在一片“和谐”声中,被无情地剥夺了。记得,《老兵故事》中的那位老兵的组织者曾说过,很想筹集一些钱,送这些老兵们去一趟朝鲜,回到他们曾流血、牺牲的地方看一看。我衷心地祝福他们能在他们已经不太多的余生里,完成他们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生夙愿!
儿子回到家,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伯克。“能不能读给我听听?”儿子问。“我给你讲一段这里面的故事吧”,我回答。于是,我就把蒋庆泉的故事,给儿子讲了一遍。听完我讲的故事,儿子说:“我也给你讲一个”。
“1942年8月加军对占领法国北部沿岸城市,迪耶普(Dieppe)的德军展开了登陆战,历史上称为,迪耶普战役(The Battle of Dieppe)。那是一次非常惨烈的战斗,在那次战斗里,加军约有一千人阵亡,两千人被俘。John Weir Foote 是一位加军上尉医官。在长达8小时的战斗里,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使得许多伤员得到及时救治,他的精神也感染着周围的人。在最后撤退的时候,Foote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撤离的机会,走向了德军阵地,目的是让德军俘获,以便用他一名医生的知识和双手,救治那些被德军俘获的加军士兵。经过长达近3年的囚徒生活后,1945年5月Foote 重获自由。1946年2月,Joho Weir Foote 荣获了英联邦(British Common Wealth)最高荣誉勋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 ”
“中国和加拿大真的有很多不同,”儿子接着说,“The Chinese soldier has more balls than John Foote, think about it, he called Chinese cannons to bomb himself, how many soldiers can do that?He is a real hero. He should at least receive a very high honour in China.”儿子对比了两个英雄后,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是啊,两个国家的确有许多不同。从这两个故事反映出来的最大不同就是一个充满了人性,另一个欠缺人性。”我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