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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
(1)
从前有一部电影《蹉跎岁月》,是肖雄主演的,影片大意是说‘岁月蹉跎,人未蹉跎’这样一个主题。其实,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心里都清楚,究竟自己的青春年华,在那个荒唐年代里,被糟踏、荒废了多少。
“文革”前,我家住在外语学校里。那时的学生们非常勤奋,每天早晨起来天刚亮,树荫下、低矮的松树墙边、教室里,到处都是朗朗的读书声。为了学好口语,多说、多练对学外语的学生来说,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长期在那样一种环境的熏陶下,四岁多的时候,我已经会说一些简单的外语。
后来,我们家从学校搬到了‘家属院’,‘家属院’的周围就是所谓的‘居民区’。这样,我就开始有机会和居民区的孩子们接触。那多半是些家里蹬三轮、轧煤球、编草绳,砸石头的家庭里的孩子们。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冬天的时候,这些孩子们,穿着常常是露着棉花的、脏兮兮的破棉袄,嘴巴上挂着长长的鼻涕,每当那一条条的“鼻涕虫”就要爬过河界的时候,只见他们用力一抽,那一条条的“鼻涕虫”就迅速缩回到两条“虫洞”里,但用不了多久,那一条条的“虫子”又从“虫洞”里,爬了出来。偶尔也会见到他们,用那已经开始发亮的袖肘,对着鼻子一抹,……
打架、骂人是这帮孩子的家常便饭。开始不明白,他们骂人的话,就问妈妈,妈妈回答:“都是些野孩子,别跟他们学!”从此,“野孩子”就一直留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
“文革”开始了,大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之中,每天忙碌着。孩子们也被‘放了羊’,成了四处游逛,无人管理的“野孩子”。我的周围再也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大革命、大批判”发出的阵阵嚎叫声。
1967年我开始上小学,刚开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教师,但她只教了我们很短的时间,就离开了。
接班的是腾苑新老师。那时,腾老师好像是刚从中师毕业不久。她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梳着一对小辫,经常爱穿一件蓝底白点的中式罩衣。可能是年青的缘故,她讲课的时候,中气十足。平时说话,略带一点鼻音。当她生气的时候,鼻音就会加重,似乎所有的怒火都要从鼻子里喷出来一样。当她笑起来的时候,也透着和蔼与温馨,让人感觉舒服多了。但是,在滕老师教我的三年里,我能见到的老师的笑脸的确不多,因为我属于淘气的学生。
刚上学的的时候,开始还觉得新鲜,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厌烦了,因为老师讲的,我早就学过了。记得,我们语文课本上的第一课课文是“毛主席万岁!”,翻过一页后,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再往后还有什么“大跃进、三面红旗万岁!”等等……
我上学之前,妈妈教给我了很多东西。我家有一本《毛泽东诗词选》,几乎里面所有的诗词,我都能背诵。我家也有一些古代诗词书籍,母亲也非常喜欢古文,但是在那个时候,她不敢教给我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六岁的时候我已经能背诵“小九九”。上学前,已经会做3位数的乘法。
老师讲的,我没有兴趣听,就开始找同学说话,串座位。我儿子上小学时,跟我一个德行,也是有名的“class cruiser” 和 “an active member of socializer in class”。当儿子的老师告诉我儿子的这些问题时,我心里暗自发笑,心里说“没办法,遗传!”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写作业。我讨厌透了,那一遍遍重复书写的“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几年前,联系上了小学时的同学,也是好朋友,王振国。他那时是好学生,也当过班长。他家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后来因为建设“大三线”随着家人去了西安。现在咸阳的一个显像管厂当“工会主席”。当我们聊起当年的事,他还清楚地记得,他说:“你那时就是不爱写作业!”
没有完成作业,老师就不让上课。那时,我常到一个叫张学志的同学家补作业,他家就住学校门口。这老兄,名字叫“学志”,其实一点儿学习的志气也没有,是个不完成作业的常客。
毛泽东讲过,“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知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我完全凭记忆写下来的,因为对毛主席的话,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要像念经一样,一字不漏、不错地背诵出来。这种仪式曾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
学生上课,老师第一检查的是学生带没带“红宝书”。“红宝书”就是《毛主席语录》,好像《圣经》摘要本。学生必须把“红宝书”放在桌面的右上角,以便老师检查。每天第一件必须作的事就是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行“早请示”,然后背诵“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接下来还有什么“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活动,……
当我刚来北美的时候,朋友邀请我去教会,听牧师布道。说实话,我非常喜欢圣经里所讲的道理,但是每当我参加教堂崇拜、或是读经班的活动时,常常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学校,一种厌恶感不知不觉地油然而生。
学校的课堂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是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忆苦思甜”报告会、“吃忆苦饭”,“备战、备荒”,挖防空洞等等。
“忆苦思甜”报告会是请一些‘苦大仇深’的工人或农民,讲述他们在旧社会(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前)所受资本家、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那些作报告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我们穷人干的是牛马活儿,吃的是猪狗食”。为了让学生亲身体验,什么是旧社会,让学生干“牛马活”不现实,但是给学生们弄点‘猪狗食’亲口尝尝、体验一下的确不难。会后,学生回到教室,每个学生给一个用麦麸或豆渣做的“窝头”,学生开始吃‘忆苦饭’。麦麸是小麦去壳后,包裹在白色小麦粉外的薄薄的一层黄褐色的皮。我们过去和现在吃得精白面里不含这种皮。但现代的营养学告诉我们,这层黄褐色的小麦皮富含维生素及其他营养物质。因此,现在许多人讲究吃‘全麦面’,‘全麦面’就是含有俗称‘麸子’的面粉。每当我吃‘全麦面’面包的时候,那种麦麸的味道常使我想起小时候的“忆苦饭”。当然我们那时的‘麸子窝头’要比‘全麦面包’难吃得多。因为那些用来给我们做“忆苦饭”的麸子,都是农民堆在饲料仓里很久,泛着一股强烈的酸臭味,已经发酵的、准备用来喂猪的麦麸。豆腐渣是磨完豆腐后的渣子,通常也是用来喂猪的。由于豆渣富含蛋白质,发酵、变质的速度更快。酸豆渣的酸腐味道,二、三里地以外就能闻到。猪可能非常喜欢这种味道,但是人就不同了。
“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我欠他的粮,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 ...”, 在学校大喇叭中播放着《忆苦思甜》歌的凄凉的乐声中,学生们开始咀嚼那从猪嘴里挣来的、难以下咽的“食物”。不是危言耸听,这些“忆苦饭”的确是从猪嘴里挣来的,因为那时即使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猪肉也是凭票供应,有定量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猪不够吃的,当然就不能提供足够人吃的猪肉。
一天,学校给学生开“忆苦思甜大会”,我和一个同学私下说话,老师发现后,厉声把我叫了起来,当着众多学生的面,训斥我。我也感到非常没有面子,于是就和老师顶撞了起来。我有个毛病,就是不怕老师,从小学到大学,有许多顶撞老师的故事。老师见我当众顶撞她,于是更是怒火中烧,当即就把我送交给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
那时候,“工、农、兵”被认为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吃香的。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所以那时的学校里,工宣队的工人代表是最有权威的。这些工人代表,一般文化都不高。在农村学校里,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代表也大有人在。
给我“上课”的是一位四十开外,瘦高、姓王的工人。自从那天开始,我就被留在“工宣队”上了三天“课”。每天,王师傅找我谈心,交流思想。我感觉王师傅比老师和气多了。我开始跟王师傅抱怨老师的不对,目的是争取“工人阶级”对我的支持。我母亲说我,从小就善于“狡辩”。我说:“是那个同学找我说话,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就拿我试问。老师总是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人。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毛主席说,我们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老师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王师傅见到这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如此能说善辩,心里也挺喜欢,这点我已经感觉到。王师傅开始和我聊家里的情况,然后对我说:“你是革命军人的后代,应该好好学习,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老师原来是想把我交给“工宣队”,让“工人阶级”好好地教训我一顿,结果没想到,就好像把孙悟空放进了“八卦炉”里炼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