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里的故事

我的小学

（1）

        从前有一部电影《蹉跎岁月》，是肖雄主演的，影片大意是说‘岁月蹉跎，人未蹉跎’这样一个主题。其实，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心里都清楚，究竟自己的青春年华，在那个荒唐年代里，被糟踏、荒废了多少。

        “文革”前，我家住在外语学校里。那时的学生们非常勤奋，每天早晨起来天刚亮，树荫下、低矮的松树墙边、教室里，到处都是朗朗的读书声。为了学好口语，多说、多练对学外语的学生来说，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长期在那样一种环境的熏陶下，四岁多的时候，我已经会说一些简单的外语。

        后来，我们家从学校搬到了‘家属院’，‘家属院’的周围就是所谓的‘居民区’。这样，我就开始有机会和居民区的孩子们接触。那多半是些家里蹬三轮、轧煤球、编草绳，砸石头的家庭里的孩子们。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冬天的时候，这些孩子们，穿着常常是露着棉花的、脏兮兮的破棉袄，嘴巴上挂着长长的鼻涕，每当那一条条的“鼻涕虫”就要爬过河界的时候，只见他们用力一抽，那一条条的“鼻涕虫”就迅速缩回到两条“虫洞”里，但用不了多久，那一条条的“虫子”又从“虫洞”里，爬了出来。偶尔也会见到他们，用那已经开始发亮的袖肘，对着鼻子一抹，……

       打架、骂人是这帮孩子的家常便饭。开始不明白，他们骂人的话，就问妈妈，妈妈回答：“都是些野孩子，别跟他们学！”从此，“野孩子”就一直留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

        “文革”开始了，大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之中，每天忙碌着。孩子们也被‘放了羊’，成了四处游逛，无人管理的“野孩子”。我的周围再也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大革命、大批判”发出的阵阵嚎叫声。

       1967年我开始上小学，刚开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教师，但她只教了我们很短的时间，就离开了。

        接班的是腾苑新老师。那时，腾老师好像是刚从中师毕业不久。她个子不高，宽宽的额头，梳着一对小辫，经常爱穿一件蓝底白点的中式罩衣。可能是年青的缘故，她讲课的时候，中气十足。平时说话，略带一点鼻音。当她生气的时候，鼻音就会加重，似乎所有的怒火都要从鼻子里喷出来一样。当她笑起来的时候，也透着和蔼与温馨，让人感觉舒服多了。但是，在滕老师教我的三年里，我能见到的老师的笑脸的确不多，因为我属于淘气的学生。

         刚上学的的时候，开始还觉得新鲜，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厌烦了，因为老师讲的，我早就学过了。记得，我们语文课本上的第一课课文是“毛主席万岁！”，翻过一页后，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再往后还有什么“大跃进、三面红旗万岁！”等等……

        我上学之前，妈妈教给我了很多东西。我家有一本《毛泽东诗词选》，几乎里面所有的诗词，我都能背诵。我家也有一些古代诗词书籍，母亲也非常喜欢古文，但是在那个时候，她不敢教给我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六岁的时候我已经能背诵“小九九”。上学前，已经会做3位数的乘法。

        老师讲的，我没有兴趣听，就开始找同学说话，串座位。我儿子上小学时，跟我一个德行，也是有名的“class cruiser” 和 “an active member of socializer in class”。当儿子的老师告诉我儿子的这些问题时，我心里暗自发笑，心里说“没办法，遗传！”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写作业。我讨厌透了，那一遍遍重复书写的“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几年前，联系上了小学时的同学，也是好朋友，王振国。他那时是好学生，也当过班长。他家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后来因为建设“大三线”随着家人去了西安。现在咸阳的一个显像管厂当“工会主席”。当我们聊起当年的事，他还清楚地记得，他说：“你那时就是不爱写作业！”

        没有完成作业，老师就不让上课。那时，我常到一个叫张学志的同学家补作业，他家就住学校门口。这老兄，名字叫“学志”，其实一点儿学习的志气也没有，是个不完成作业的常客。

        毛泽东讲过，“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知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我完全凭记忆写下来的，因为对毛主席的话，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要像念经一样，一字不漏、不错地背诵出来。这种仪式曾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

       学生上课，老师第一检查的是学生带没带“红宝书”。“红宝书”就是《毛主席语录》，好像《圣经》摘要本。学生必须把“红宝书”放在桌面的右上角，以便老师检查。每天第一件必须作的事就是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行“早请示”，然后背诵“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接下来还有什么“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活动，……

        当我刚来北美的时候，朋友邀请我去教会，听牧师布道。说实话，我非常喜欢圣经里所讲的道理，但是每当我参加教堂崇拜、或是读经班的活动时，常常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学校，一种厌恶感不知不觉地油然而生。

       学校的课堂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是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忆苦思甜”报告会、“吃忆苦饭”，“备战、备荒”，挖防空洞等等。

       “忆苦思甜”报告会是请一些‘苦大仇深’的工人或农民，讲述他们在旧社会（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前）所受资本家、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那些作报告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我们穷人干的是牛马活儿，吃的是猪狗食”。为了让学生亲身体验，什么是旧社会，让学生干“牛马活”不现实，但是给学生们弄点‘猪狗食’亲口尝尝、体验一下的确不难。会后，学生回到教室，每个学生给一个用麦麸或豆渣做的“窝头”，学生开始吃‘忆苦饭’。麦麸是小麦去壳后，包裹在白色小麦粉外的薄薄的一层黄褐色的皮。我们过去和现在吃得精白面里不含这种皮。但现代的营养学告诉我们，这层黄褐色的小麦皮富含维生素及其他营养物质。因此，现在许多人讲究吃‘全麦面’，‘全麦面’就是含有俗称‘麸子’的面粉。每当我吃‘全麦面’面包的时候，那种麦麸的味道常使我想起小时候的“忆苦饭”。当然我们那时的‘麸子窝头’要比‘全麦面包’难吃得多。因为那些用来给我们做“忆苦饭”的麸子，都是农民堆在饲料仓里很久，泛着一股强烈的酸臭味，已经发酵的、准备用来喂猪的麦麸。豆腐渣是磨完豆腐后的渣子，通常也是用来喂猪的。由于豆渣富含蛋白质，发酵、变质的速度更快。酸豆渣的酸腐味道，二、三里地以外就能闻到。猪可能非常喜欢这种味道，但是人就不同了。

      “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我欠他的粮，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 ...”， 在学校大喇叭中播放着《忆苦思甜》歌的凄凉的乐声中，学生们开始咀嚼那从猪嘴里挣来的、难以下咽的“食物”。不是危言耸听，这些“忆苦饭”的确是从猪嘴里挣来的，因为那时即使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猪肉也是凭票供应，有定量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猪不够吃的，当然就不能提供足够人吃的猪肉。

        一天，学校给学生开“忆苦思甜大会”，我和一个同学私下说话，老师发现后，厉声把我叫了起来，当着众多学生的面，训斥我。我也感到非常没有面子，于是就和老师顶撞了起来。我有个毛病，就是不怕老师，从小学到大学，有许多顶撞老师的故事。老师见我当众顶撞她，于是更是怒火中烧，当即就把我送交给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

        那时候，“工、农、兵”被认为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吃香的。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所以那时的学校里，工宣队的工人代表是最有权威的。这些工人代表，一般文化都不高。在农村学校里，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代表也大有人在。

        给我“上课”的是一位四十开外，瘦高、姓王的工人。自从那天开始，我就被留在“工宣队”上了三天“课”。每天，王师傅找我谈心，交流思想。我感觉王师傅比老师和气多了。我开始跟王师傅抱怨老师的不对，目的是争取“工人阶级”对我的支持。我母亲说我，从小就善于“狡辩”。我说：“是那个同学找我说话，老师不问青红皂白，就拿我试问。老师总是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人。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毛主席说，我们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老师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王师傅见到这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如此能说善辩，心里也挺喜欢，这点我已经感觉到。王师傅开始和我聊家里的情况，然后对我说：“你是革命军人的后代，应该好好学习，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老师原来是想把我交给“工宣队”，让“工人阶级”好好地教训我一顿，结果没想到，就好像把孙悟空放进了“八卦炉”里炼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