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的故事（4）

（4）

        殷老师撤销了我的‘红小兵’称号，停止了我的‘红小兵’组织活动。原来我虽然是个“麻烦制造者”但毕竟还算是“先进组织”中的一员。从前老师找我谈话，总爱说的一句话是“骆明，你应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不要总是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这回好了，我从“先进组织”中的一员一个跳跃直接变成了“落后分子”。整个年级组，所有教过我的或没教过我的老师，都知道五年级7班有我这一号儿。

         我的“死对头”之一，就是六年级8班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是一位五十岁开外的中年妇女。她教语文，但从来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王老师的办公桌与殷老师的办公桌紧挨着。每当我惹祸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时，有的的老师，会帮我说几句好话。这样，即使殷老师人在火头上，气很快也就消了，我自然很快也就被当个“屁”放了。可是，只要有这“老婆子”在场，我算到了八辈子霉了。她总是免不了添油加醋、火上浇油，让一个我起初认为很容易过关的小问题，演变成“一场灾难”。“瞧瞧，瞧瞧！啊！骆明怎么又是你！！！”这是“王老婆子”每次见到我，被叫到办公室挨批时的第一句话。随后，她会在旁边，不失时机地，给批我的老师，输送弹药，直到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才肯罢手。

         我那时对王老师充满了恶感，总想着能有个机会报复一下，但因为王老师从不给我们上课，我就没有机会，像对付其他老师那样，如：藏板擦，收粉笔或是在课堂上“接下茬”，想办法出老师的洋相，逗全班哈哈大笑，施展报复的机会。反倒是我常常自己给王老师送上门去，被老师“修理”。

         让我暗自得意的一天终于来了。我的同学六年8班的朱都卫因为挖‘防空洞’被砸死，在学校给朱都卫开的‘追悼会’上，班主任王老师在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痛述自己的过失，没有及时发现险情、没有保护好学生。我心里想，“哈哈，这个一贯正确的‘王老婆子’也有倒霉的时候！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学校这回应该给这‘老婆子’一个处分才对！……”

        说实话，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和我过不去，也有对我好的，我也非常尊敬、喜欢这些老师。教我们常识课的少尉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少老师对学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批评、多鼓励。少老师看起来，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个子不高，戴一付透明框架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嗓音浑厚，带有一种磁性。他经常上身穿一件蓝色长袖球衣，脚穿白力士鞋（一种白色、胶底的球鞋）。少老师非常喜欢足球，他开始教我们不久，就组织成立了一个业余小足球队，我也被吸收为球员。课余时间，少老师经常带我们练球。那段时间真得很开心。常识课上，我表现最好，“结下茬”的恶作剧改成了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

         6班的班主任马老师也是一个足球迷，后来马老师在学校体育教研组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学校的业余足球队，马老师同意让我参加，这件事不知为什么，结果‘卡了壳’。

        一天课间休息，一个同学告诉我，是殷老师不让我去，说我表现不好，‘红小兵’还没有恢复。我一听，怒火中烧，“好啊，你个‘殷四胡’，可真够阴的，给我‘使绊儿’，… 这回什么‘藏板擦’‘收粉笔’之类的雕虫小技太没劲了，我得给你来点新鲜的！”我心里盘算着，回到教室里，拿了一个土簸箕，走出了教室，来到学校后门附近的马路上。

        我知道那里经常有马车过。我们小时候，北京城还能经常见到农民进城送菜、送粮的马车，马车过后，常留下一地的马粪。我拿着簸箕，撮了一些马粪球，迅速回到教室。课间休息时，大部分的同学都在教室外活动，教室里只有两、三个人，大家似乎谁也没有注意我在干什么。

        上课铃响了，同学们迅速走进教室，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直到殷老师走进教室的那一刻，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老师讲台上那一些黑不溜秋的黄褐色东西。

        此时，在这有52名学生的、偌大的教室里，只有一双眼睛在密切地观察着老师走进教室后，脸部表情的每一个细微变化。老师一只手臂下夹着语文课本，另一只手拿着两支粉笔，面带微笑地来到了教室门口。“哈哈，殷老师在我们的训练之下，已经养成了自带粉笔的良好习惯”我心里想着。老师迅速地环视了一下教室里的学生，然后走向了讲台。

        殷老师，三十岁出头，中等身材，戴一付黄褐色框架的近视眼镜，连接俩个镜片的中间部位的框架用橡皮膏缠绕着。他经常爱穿一件，浅灰色、咔叽布做的翻领学生装。脚穿一双已经洗得开始发白的、礼服呢面料的‘懒汉鞋’。

        当老师‘四目’触及到讲台上那一堆马粪时，随着脸上笑容的迅疾消失，霎时间黄白色的脸孔，开始充血肿胀，靠近耳朵上方的两条青筋已经依稀可见，脸上的眼镜好像正在被从橡皮膏缠绕处拉伸开来。

        看着老师的眼镜，讲台下的我，开始幻想起来，“此时，那付深度的近视眼镜，如果突然从一张愤怒的脸上，滑落到地上，将会引发什么样的戏剧效果。”

        “这是谁干的？！”正在沉醉于幻想中的我，突然被老师近似于咆哮的怒吼声惊醒。

        “会不会有哪个班委，看到我刚才往老师讲台上到马粪。我曾注意到，在我拿着马粪走进教室的时候，有几个女生正在教师的后门附近，玩儿‘搬羊拐’” 我心里正酌么着，突然一个声音从我背后传了过来，“老师，是骆明干的。”向老师报告的同学名叫王建明，是个平时我自认为，还算是朋友的一个家伙。

       “真想不到啊，关键时刻竟有人从我背后捅刀子，而且捅刀子并不是那些整天‘假积极’根在老师屁股后面，经常对我的错误谴责、批评，教育帮助的班委或积极分子什么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被人出卖的滋味。也不知道，王建明是什么时候，注意到我的，……”我心里想着。

        “骆明，你给我站起来！”老师的厉声叫喊，再一次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老师的脸上。我慢腾腾地站起来的同时，脑子里也在想老师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

       “你这个小杂种！”几个字，恶狠狠地从老师的牙缝中蹦了出来。

        “你这个老杂种！”我马上、大声地反唇相讥道。我那时不仅毛主席语录背得顺流，电影台词也是手到擒来。我顺手就抓了这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台词，虽然不是好人说的，但放在这儿用，正合适。

         “这‘殷四胡’一定快被气得发疯了，他非得跑过来抽我不可。”我正在揣摩着，只见殷老师已经怒不可遏地、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我走来。我想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说时迟、那时快，我迅速转身，朝着教室的后门快跑，一溜烟式地溜出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