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基础

与古代寄生型的贵族国家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各种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可以拥有国家管理的企业、农场、矿产、银行、交通、运输、出版和商贸等公司，也拥有医疗、卫生、教育、旅游、娱乐和社会保障等服务行业。这些事实又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而主要是一个生产机构，或者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是一个赢利机构。它的赢利状况直接影响国民的生计，社会的安全和政治的稳定。可以这么说，国家的一切政治手段和目的，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和党务活动，主要是为国家的生产和赢利服务的。

在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任务。而当社会主义国家建成和稳定之后，新的国家必须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生产和赢利上来，尤其是在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之竞争的国际环境中。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继承者没有及时强调这一点，他们所遵循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必然会阐明这一点。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制度必须建立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赢利水平这一经济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延迟了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领域的转移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从表面上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生产赢利是类似于剩余价值那样的额外利润。但在理论上，这样的额外利润不属于资本家或其它个人，也没有人对它们有法定的继承权。它们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各种社会福利或服务，包括卫生教育事业和国防事业等。这种额外利润的不同分配方式，而不是它的生产方式，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之处。为了使这种理论上的差别成为事实上的差别，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决反对各种影响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腐败行为。 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任务，因为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类腐败加速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

   一个赢利机构与纯政治机构在用人方式上的区别可以简单地从西方国家的企业与政府的对比中发现。其中的主要部分概括起来有：

1、   西方国家的政府靠纳税人养活，故政府官员实际上是受雇于纳税人。而企业管理人员靠企业利润生存。如果他们的报酬不是比工人高太多，基本上可以说他们是以自己的工作和(或)投资养活自己。

2、   受雇并服务于纳税人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理应由纳税人来确定，并无条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企业工人不向公司交税，但他们为公司创造利润，因此在企业的人事任免方面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由于企业利润的创造还依赖于投资，包括企业以外的股份等融资，于是在道理上，企业的管理者(不包括拥有者)应该由投资者和生产者共同协商决定，除非企业的拥有者亲自管理。

3、   财政来源的不同也导致了忠诚的首要对象的不同。纳税政府首先应该强调对纳税人的忠诚，而企业必须强调对企业的忠诚。

4、   非赢利的政府管理强调的是平等和公正，包括政治权利的平等即民主。而企业管理强调效率和利润，因为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5、   因此政府管理人员的品德和观念重于职业水平。而企业的管理更看重专业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   由于品德和观念的检测难以有客观可信甚至公认的标准，竞争政府职位的人数可以很多而且难以确定。而企业的专业要求和解题能力有明确的范围，至少在技术理论上有检测的考核方式。

7、   政府管理主要是管理人，因此政府官员的人缘和威望十分重要；这在任用时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而最好的考察方式就是让纳税人亲自挑选。而企业管理比较单纯，一切围绕着产品，因此主要靠规章制度和专业标准，而人际关系不那么重要。

8、   由于非赢利政府的管理经费来自纳税人，政府官员必须接受纳税人的监督防止各种腐败。但绝大多数赢利公司不设有工人参与的防腐机构或程序，公司董事会自己对公司的命运负责。

这些区别说明了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理应由人民来确定并受人民监督。而普通工人在私人企业中也应当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但是，西方国家的普通人民最多只有选择性服从的权利，而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在私有企业中遭受的更是独裁般的私法专制，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没人听说过哪个私人企业实行过西方政府推行的选举制度，也没有谁对资本主义企业的专制管理有过什么非议。相反，倒是有人强调私人企业是赢利组织，因此不应实行适用于政治社会的民主管理方式。

事实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某种政治关系。一个企业同样是一种政治社会。但由于以上讨论的这些区别，赢利组织的政治毕竟不同于非赢利组织的政治。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秩序和阶级专制主要靠私法来维持，西方国家的政府关闭一个月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一些国家解散内阁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主要靠公法治理的赢利国家如果失去管理职能，不仅会直接影响社会秩序和人民的安全，而且会严重影响国家和人民赖以生存的生产利润。这不只是什么民主的问题，而是一个民生的问题。这些赢利国家和皮包政府在政治形式上的区别归根到底来自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区别和导致的财政经费来源上的区别。

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以外，人们要求民主和普选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没能解决赢利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主张，也没有任何先例，在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中实行国家政府那样在全企业范围内的竞选制度。从西方学者躲躲闪闪、支唔其辞的辩解中透露出来的理由是赢利企业为了赢利需要，不能推行以政治服务为中心并可能影响赢利的民主制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在赢利国家推行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在赢利机构中推行的纯政治服务的管理方式是没有道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不求甚解的西方学者对新型的国家体制不够了解，把自身拥有生产资料的赢利国家当成他们国家皮包政府那样的纯政治机构，而缺乏对新型国家的分析和研究。在新型国家出现的近百年时间里，忙着为挣钱养家而甘心充当政客的政治工具，忘记或抛弃了独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虽然无知者无畏，但无知毕竟不是论据。建议那些希望、要求或强迫中国实行西方制度的人们，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到一所哪怕是最普通的夜校里进修一下MBA的基本课程，弄清了赢利组织和非赢利组织在管理和人事上的区别后再发言不迟，免得尽说无用的外行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