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家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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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国家的管理策略

同绝大多数私人企业一样，作为一种超级企业的中华全国股份有限公司也有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可能。企业经营的失败主要有两个方面，管理失败和赢利失败。这两个方面不是孤立的，可以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加速企业经营的失败。管理失败又有政策性失败和业务性失败。政策性失败是国家企业需要首先防止的问题。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生产一样，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同样面临着无限生产和有限市场之间的矛盾。即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解决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带来的阶级冲突和过剩危机这些问题，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并可造成不同形式的经济危机。为了防止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造成的产品过剩及其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提出了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用计划经济解决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有计划地限制生产和有计划地开拓市场，或两者并用。苏联建国后采用的是第三种方式，即在计划生产的同时不放弃市场竞争。因此在最初的二十年里，苏联积极地与西方合作，经济建设发展迅速，并成功避免了二十年代末西方国家爆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战结束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慌了手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铁幕政策，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堵。这时的中国提出了以限制生产为主的，自力更生发展社会主义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这样的口号。而同时，苏联执行的是两个平行市场的经济政策。由于苏联比中国更主动成熟地运用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的国际市场，战后三十年中，苏联经济获得了比中国更快的发展，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迅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

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制裁是一把双刃剑。冷战发生后，西方国家几百年积累起来的殖民地老本迅速吃光，政府赤字愈来愈重。从冷战到现在，美国只有少数几年没有政府赤字(俄国有人认为只有一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法、美两国在印支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迫使美国于七十年代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条约。从此，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有利条件不断通过纸币投资和美元贬值的交替手法，把经济困难和危机转嫁给其它国家，成功避免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在苏联解体之前崩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大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勇于跨过意识形态中难以逾越的鸿沟，主动放弃制裁，偷偷摸摸、屈尊俯就地到当时正在援助战场上的敌人的社会主义中国登门拜访，把潜在的中国市场争取到西方一边。

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时机。然而苏共二十大后，赫鲁哓夫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完全忽视了斯大林开辟平行市场后取得的经济成就。他提出了“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国际战略代替了斯大林主义。这个新的国际政策是以政治扩张而不是市场竞争为中心，赛的是以福利泡沫抬升起来的制度优越性。由于不重视经济市场，苏联不顾后果与中国发生政治内讧，失去了当时总人口最大的市场。同时，苏联的军事冒险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加重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多年不变的平行市场已开始饱和，斯大林时代的老本也已吃光。无法像美国那样通过转嫁危机来摆脱经济困境的苏联，仍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赢利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不重视开拓市场，坚持把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一个政治扩张机器。他领导下的苏联在中苏边界屯兵百万，并在珍宝岛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甚至抛弃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为了拯救遭到镇压的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党，一头扎进了阿富汗战争的长期消耗中。

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联因高福利高军备政策和国家企业的低利润，已到了利润危机的边缘。经过两届短命政府后，苏联的命运落到了戈尔巴乔夫手中。讽刺的是一个自命唯物主义的政党早已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到了九霄云外，不是从开辟市场、发展经济、开源节流和平衡预算中寻找出路，而是乞灵于改变政治观念的所谓“新思维”，幻想靠政治投机换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受骗之后非但不能醒悟，反而认为是让步不够。结果在西方国家一步步的诱骗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口答应西方的休克疗法，使苏联大部分国有资产一夜间化为乌有，而转型后的俄国没能得到西方国家承诺的经济援助和战略安全。

资本主义私有化后的俄国虽然实行了西式选举，但没有获得幻想的经济发展，反而经历了社会主义苏联从未有过的巨大衰退。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俄国，已经不可能像百年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面对着无边无际予取予夺和没有竞争的市场、资源和廉价劳力。西式“民主”也不可能使俄国再现那样的特殊条件。即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冷战后同样不能获得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的高速发展。一些新兴的亚洲小国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须向它们转移一些技术和市场就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获得两位数的发展速度。但西方国家没有力量扶持一个大国，也不可能助其成为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

对西方来说，叶利钦的功绩超过了每一个人。然而，功炳标辉的叶利钦差不多已被西方国家所忘记。在它们的功劳簿里只有美国人里根等辈。当西方世界知道前苏联已是无力回天后，兴高采烈地指着当年的功臣，尽情地嘲弄这个整天酒气熏熏、满口粗活的白痴叛徒。这也许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盖棺之论。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伦理学中，也没有人称颂叛徒和祸国者；他们被利用，只是因为他们人格和智慧的低下和利用者的英明伟大。西方国家有人不断为死敌毛泽东树碑立传，但至今没人肯为东欧民运领袖浪费太多笔墨，盖出于此。

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同样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不是让政治为生产服务，而是相反，把生产同政治对立起来，完全当成资本主义的象征，从而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原来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一种指导思想不同于某些管理理论，因为指导思想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而由此导出的具体结论和策略却依赖于常变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前提。无论是阶级斗争或武装革命还是和平竞争或和平崛起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在特定环境下的行动策略。毛泽东时代在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压制生产，和在国外坚持武装斗争的原则不惜一切对“苏修”九评“鸣镝”，都是以策略代替基本原理的结果。

在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到底就是千古不变的自然法则：财富和财产的形式及其占有方式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分配，因此一切社会政治活动最终都是为经济和生产服务的；巩固政治权力首先必须巩固经济基础。纵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竞争居然发现，西方国家自称是唯心主义者的资产阶级虽然总是把阶级意志强加给社会，却因自发的利益需求能够在最基本的生存斗争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紧握财产和经济大权，注重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而号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却屡屡背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强调主观理想当成辩证法，不是用阶级斗争压制生产建设，就是把西方国家的选举和权力分工等当成可以随便模仿的观念的产物，甚至干脆全面放弃国营资产，排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尾巴上被人嘲弄。

将国家变成一个政治扩张机器，即便对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极其危险的。二战前，英、法等国企图利用战败国德国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防止欧洲赤化，结果被希特勒利用来声东击西，使英、法等国的美梦一夜破碎，慌慌张张地跌入新的世界大战。拿破仑的祖国几个月就缴械投降。战后，西方国家为了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场上连连失败，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从此走上了衰退的道路。当年吃硬不吃软的苏联没有败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政治和军事扩张面前，而是被西方的糖衣炮弹所打倒。今天，美国以反恐为名，不惜用武力在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然而一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把久病刚起的美国重新送进了医院。但白宫还不死心，最近又公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投资网络继续进行政治扩张。然而在有人能够彻底驳倒我的系列文章之前，美国的网络战争仍将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人们迟早会明白西方民主的专制本质和逻辑悖论，以及皮包政府的管理方式不适应于赢利组织这些基本道理。

北美殖民地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基本上是自治的。就是地方殖民政府成立后，边远地区也还是处于基本自治的状态，政府或派一名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特派员。无论是殖民政府还是号称“民主”的中央极权统治都是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并用人民的钱来管理人民。由于长期在世界上到处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美国忘记了美国之所以有今天，是美国独立后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地方民主的联邦党人坚持反对当时真正的民主派—反联邦党人—的民主要求而取得的。以至近两百年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硬要把联邦党人说成民主派时，不好意思地补充说他们实际上更像是反对民主。

以陪选为唯一内容的“民主”在美国独立之前就存在于各殖民地中，且多数是每年竞选，甚至还有半年为周期的。美国立国者认为频繁的选举不利于统治的连续和稳定(而不是不利于民主！)，才用权力改为四年一届。当然，那时有选举权的就是白人也不到10%。真正的普选是上个世纪的事。除了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精心策划外，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追求过这样的民主，而只追求过平等，如二战前的工人运动和战后的黑人运动。他们知道形式上的民主与专制没有区别。所以在美国人民中流传着：“一年一度的选举结束之时，就是暴政开始之日” 这句民谚。真正的民主运动是反对强权统治和霸权主义的。当前中东和北非的民主运动既反对国内的专制政权，也反对外国的霸权势力。靠威逼利诱只能暂时稳住少数需要依赖于美国的国家。这些猢狲国随时都有可能逃离正在倾倒的美国树。因此，美国在世界上到处推行所谓的民主恐怕到头来事与愿违，壮大了全世界反对霸权争取平等的民间力量，削弱了投靠美国的专制势力，从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成为霸权主义政治扩张的牺牲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