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发展的后发优势

国家的性质和权力的基础—兼谈中华全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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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总体发展的后发优势

企业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因此不可能在此面面俱到地涉及。除了计划经济和生产效率外，下面简单说说后发优势和大国悲情两个要点。先说后发优势。前面说的后发优势指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时可以利用和借鉴现成的经验和技术等，提高效率少走弯路，以较少的成本更快地实现相同的目的。这是在实现具体目标如研发新产品上的优势。而对制度或统治形式的借鉴和模仿则多以失败告终。如发展中国家移植西式民主后，很少能够再现发达国家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是因为发达国家对市场、价格和货币垄断后产生的后发劣势而不是后发优势。只有为了战略需要而有意扶持一些小国时，西方国家才会在垄断中对它们网开一面，使这些后起国家在一段时间内获得高速发展。

然而总体发展上的后发优势仍然可能存在。根据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环境资源下，一个国家总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首先取决于外部环境，包括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当外部环境在国际竞争中达到稳定后，这个上限便取决于生产方式，包括分配方式和技术水平。从产品生产的利润公式可以知道，工人的报酬不能超过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其它成本的余量。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受到市场容量、产品价格和生产成本的限制。除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普遍出现，这种上限不会有很大改变。由于资本家不顾后果地以鼓励消费和超前消费来扩大市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涨价—涨薪—再涨价—再涨薪”的螺旋规则迟早会使全社会在整体上达到这个上限，使国民经济在整体上进入可怕的利润危机。危机中由于技术开发的投资减少，新产品的出现将更加缓慢。

前面讲过，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后发劣势，而在技术开发中处于后发优势。市场上的劣势使利润降低，工人的报酬也跟着降低。另一方面，后发优势减低了成本缩短了时间。因此当国家的生产能力(可以不包括服务业。服务业在后一节讨论)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程度后，平均生活却有可能还没有达到生产利润所允许的最高水平，因此产量或产能还可以继续发展，用更多更新的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并成为后来居上的新兴强国。美国和德国在经济上超越当时的制造业大国英国时就是如此。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总产值成为全球第一时，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并还在从国外大量进口廉价苦力；后来又实行泰勒的血汗工资制。这种高强度的剥削保证了美国继续发展的动力。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由制造业的过度投资造成的典型的过剩型危机。直到冷战后与苏联竞争军备、科技和福利时，美国才开始走进利润危机。通过转嫁危机和开发亚洲新市场实行经济全球化，美国的利润危机没有立即导致长期衰退，而是缓慢地发展直到引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这个理论上的后发优势可以被现实中的经济政策所破坏。这样的例子有前苏联和日本。苏联为了与西方国家“和平竞赛”制度的优越性，不顾经济实力抬高社会福利而在人均产值不高时就过早进入利润危机。日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曾在三十年里获得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急于脱亚入欧实行产值与消费的倍增计划，结果在国际市场饱和后提前进入利润危机，结束了以前的高速发展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低迷。后发国家要牢牢记取这些教训，经得起发达国家的心理挑逗和恶意攻击，不能为虚荣而与它们争一日之长，从而失去后发优势，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要牢牢把握人均产值而不是产值，以此为前提来比较生活条件、社会福利和人权标准。

本人在以前的文章中就指出如果从产品而不是产品的美元价格来看，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可能超过美国。最近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杰夫·雅各比以“2005年不变美元”进行衡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因此，即便在后发劣势的限制下，中国的产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争取更大的市场，并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的人均制造业产值还远低于美国等国家。不能因总量提高而忘乎所以实行收入上的大跃进，从而窒息现有的利润空间而提前进入利润危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排除各种噪音占据道德高地，因为一个企业国家的政府有比西方得不到多数人承认的寄生政府有更大的合法性；在人均产值相同时，中国的人权状态不比美国差。

本文后面将会提到中国2010年的人均产值只相当于美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购买力。比比那时大量使用苦力的美国吧。就是选举权也只属于白人中的少数男性。美国从来没能证明它的人权状态能超越人均产值的限制。这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就知道。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废除了奴隶制后，美国还长期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然而中国在相同人均产值下的人权状态却超过了美国和欧洲。作为人权指标的最低底线是一个国家失去人身自由的人口比例和遭到人身伤害的人口比例。中国的这些人口比例都要比美国低许多。这就是一个制度最有说服力的人权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