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悲情

最早发展起来的世界强国主要是欧洲中等大小的国家。后来居上的美国虽然是一个地理上的大国，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成为第一经济大国时的人口只有六千二百万，只比当时四千万人口的法国多一半左右。而另一个地理大国加拿大的总人口在2010年只有三千三百六十一万，还不到阿尔及尼亚的人口总数。今天，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也都是中小国家，例如2009年世界上三个人均产值十万美元以上的国家都是欧洲世袭制的袖珍君主国：摩纳哥公国、列支敦士登公国和卢森堡大公国。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各不相同，其中摩纳哥公国主要靠旅游业收入；盧森堡大公国的經濟過去以工業為主，現在則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而列支敦士登公国却是一个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国家。其它高于美国的国家根据人均产值由大到小有百慕大$88，774，挪威$79，000，卡塔尔酋長国$69，754和瑞士$63，629。对于喜欢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西式民主的程度划等号的人，简单介绍一下列支敦士登公国是有意义的。

根据维基百科，列支敦士登公国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與歐洲其他僅具象徵意義卻沒有政治實權的王室不同，列支敦斯登的王族擁有相當大的實際權力。該國的元首稱為大公（Prince），現任元首漢斯-亞當二世是在1989年時由他逝世的父親佛蘭茲·約瑟夫二世手上繼承國家的統治權，並已在2003年8月15日時對外宣布，他將在短期內退位，將國家大權轉由他的兒子、王儲亚洛伊繼承。2004年8月15日亚当二世正式任命王储亚洛伊王子为国王代理，接管政府事务。在2003年3月16日舉行的一場全民公投中，現任元首漢斯-亞當二世以投票不通過他就要舉家遷移到奧地利居住作為要脅，得到國內大部分人民的同意通過一項進一步擴張列支敦斯登王權的法案（通過比例64.3%）。此法案授權賦予統治者必要時得以解散國會，以及擁有國家人事與法案最後通過權的至高力量，相對於大部分只是形式上有王權的君主立憲國家，列支敦斯登是非常少見的特例。

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这个君主国的民主程度毫无疑问远远低于美国。但它在2009年的人均产值是$134，392，几乎是美国$45，989的三倍。雖然这個小國缺乏天然資源，但列支敦斯登的經濟在二次大戰之後奋起直追，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山區小國發展成世界上最高度產業化的富有國家之一，并且是少数世界上人均公司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這種均富的狀態造就了該國極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幾乎可以忽略的犯罪率。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列支敦斯登只有不到2%的勞動力致力於農業生産。列支敦斯登主要的製造業包括機械、纺织、制葯、食品產品、金屬製品、精密儀器、家具、假牙和陶瓷。雖然2002年以來列支敦斯登的失業率成倍增長，但比較起周遭國家其失業率仍算很低，在2004年第三季時，其失業率僅為2.2%。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一个传统的君主国家发展成君主制的现代工业国家没有产生西方“民主”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种种罪恶，难道是偶然的吗？

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四个人均产值次高的国家也都不是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维基百科，以金融业和旅游业为主的百慕大只是英国的一个自治殖民地。总督由英国女王任命；总理由议会产生；国防由英国承担。瑞士和挪威都是国有资产和收入占很大比例的国家。以金融业闻名的瑞士拥有国家银行、邮电和大部分铁路等资产。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俄国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挪威，政府控制主要的经济领域如石油工业。阿拉伯产油国卡塔尔则是个世袭的酋長国，国家元首兼任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并禁止任何政党活动。这个国家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准，并有许多提供给國民的社会福利，例如免費醫療。由於沒有所得稅，卡塔尔是全世界主权独立国家中两个税收最少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同样是君主国巴林王国。

对于一个以现代商品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达到很高的人均产值需要有巨大的市场。由于市场的有限和竞争的剧烈，一个人口大国想发展成人均产值很高的经济强国要比一个小国困难得多，因为所需的市场更大。更何况新兴国家的产品是在严酷的竞争中不断取代发达国家的现有产品，而不是像发达国家兴起时那样主要是填补市场空间。同时后发的大国还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垄断的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价格通常被严重低估。这就是说若人均产值相同，后发国家所需要的人均市场更大于原先的发达国家。人口大国的人均产值比小国难以提高这种情况在本文中就叫作大国悲情。今天地球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严重消耗、浪费和破坏更突出了大国悲情对发展中人口大国的阻尼作用。地球上的现有资源无法保障印度、中国和俄国这些人口大国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人均工业产值，除非西方国家的经济严重衰退。

可见后发的人口大国想提高国家的实力从而能与发达国家平等竞争就不能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靠对私有企业的征税来提高国力。当人均产值远低于发达国家时，征收高税会引起社会不满，而收低税则难以迅速提高国家实力。尤其是人均产值不高时，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影响社会稳定。即便如此，收入高的少数人仍然觉得比发达国家差得太远而不能满足。而社会腐败也更加容易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要克服大国悲情带来的困难，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尤其需要利用国家企业的强大竞争力量，全力开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让更多的利润直接流入国库而不是企业主的口袋，保证提高技术和扩大生产的资金来源，同时避免无限制的两极分化。一亿多人口的前苏联和近三十年的中国都证实了企业国家强大的经济动力。转型后的俄国不可能再现过去的奇迹，即便从休克中完全恢复后也不可能。这是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私有企业能充分享受发达国家赏赐的后发劣势，却可能缺乏实力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同样的道理，高度私有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将在漫长的岁月里蹒跚而行，即便它的勃勃雄心一次次地在西方国家的巨大期望中鼓胀起来。而西方国家也没有足够的市场扶持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