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经济的终点站

大国悲情同样会影响已经发达起来的人口大国。现超过三亿人口的美国早就失去了产业动力，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容下十四万多亿的美国产业制品，也没有那么多的能源或资源供美国生产这么多的工业品。换句话说，美国的产业经济已经达到了前面说过的上限而进入了利润危机阶段。为了保持人均产值的增长，美国经济不得不转向无制品市场，即服务业(包括金融业)市场，并不断提高服务价格。目前，美国的制造业产值不及两万亿美元，只占总产值的12%左右。而服务业产值高达70%。

假定美国生产总值C的平均增长率是r ，其中12%的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是a，非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是b。制造业的增长与非制造业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0.12 (1 + a ) C + 0.88 ( 1 + b ) C = (1 + r) C 

或

b = [ 1 + r – 0.12 ( 1 + a ) ] / 0.88 – 1

即

     b = (r – 0.12a) / 0.88

当制造业不增长时，a = 0。如果美国长年平均GDP的增长率是r = 3%，这时非制造业的增长率是b = 0.034。这就是说当美国非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超过3.4%时，就有a < 0，美国制造业处在衰退中。反之则反之。这个例子对所有国家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平衡关系都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西方国家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并不值得羡慕，更不值得盲目模仿，因为是以制造业的衰退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国家服务业比重的迅速增加不是什么好事，更不是生产方式的进步，而是制造业走向利润危机终点时的必然现象，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终点时的最后一站。后面一节还将指出美国服务业产值中还包括许多垃圾和水分。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不断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创造国际市场上的品牌产品，而不是在制造业还有发展潜力的情况下，盲目效仿西方国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服务业上。

无制品的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产生可供储存和转移的使用价值。除了资本输出、国际运输、国外零售和零星的出国服务等外，以及一些外国学生来美国学习或外国病人来美国看病等少量的上门需求，服务业多以本国的公民和公司为服务对象。这样的市场限制使服务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持久而迅速地发展。尤其是在高度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昂贵的服务业也只是提高少数富人的生活质量和奢侈程度，美国的普通人可能连医疗保险都买不起，官司都打不起，更别说享受从名牌私校到豪华旅游等各种高级服务。因此在最后几十年中，随之美国服务业的发展，服务名目的不断增加，美国的社会福利持续减少，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靠借钱维持的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超前消费和虚假繁荣终究不能持久，从而在房贷危机爆发后，许多人不得不回到真实的赤贫中，更别说享受高级服务。即便美国在几年前收紧了个人破产的条件，仍然有破纪录的人数不断申请破产保护。

然而以本国为主要市场的服务业和其它行业却有一个奇异功能：可以使以本国货币计量的生产总值如GDP自我拔高，或者说是虚拟化。比如利用“涨价—涨薪—再涨价—再涨薪”的螺旋规则来提高生产总值。这等于在美元贬值的同时增加报酬，例如使原来只需十美元就能买到的服务涨价到二十美元。最后相当于改变美元的单位，使十美元变成二十美元。随着美元贬值物价上涨，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便在每年生产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因物价上涨而上升。这正是美国经济陷入越战后的实际情况。在最后40年里，黄金从每盎司$35涨到$1500，也就是涨了近43倍，每年涨价9.86 % (43开40次方后减去1 )。换算成美元贬值是0.0986 / 1.0986 = 0.09，即每年贬值9 %左右。实际贬值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黄金需求也在增加，因此黄金价格也会因需求增加而增加。如果在每年的黄金产量外，黄金价格因需求增加而每年增加5 % (这超过全球总产值GDP的平均增长率，应该是足够大的)，因美元贬值造成的涨价是大约4.86 %，相当于美元每年贬值4.6 %。

如果美国GDP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3 %左右，那么在过去四十年里随着制造业的衰退和服务业的增长，按黄金或黄金美元计算的GDP平均每年下降1.6 %左右。如果这样的计算是合理的话，美国表面上的总产值增长正是被货币贬值吹起来的，而实际上的衰退恰恰反映了制造业的衰退。前面说过，用“涨价—涨薪—再涨价—再涨薪”的螺旋规则来提高生产总值是有风险的，因为会加速利润危机的到来。日本的倍增计划就是一个例子。美国靠超前消费为继的过饱和经济在消费泡沫爆破后出现的顽固性危机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例子。同时，货币的持续贬值还会影响国际货币的声誉。这也是“涨价—涨薪—再涨价—再涨薪”这一螺旋规则不能无限使用的原因。由此可见，目前走到终点站的美国经济要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治疗利润危机的唯一处方—以货币贬值来抬升物价并恢复利润—早已在危机爆发前就因贪图眼前利益而差不多被用到了极限。所以在新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后，美国经济迅速进入了令人头痛的滞涨阶段。

服务业还有助于社会拉大贫富差异。在美国的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年代里，美国的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享受服务不同于物质消费，因为对享受型服务的需求是近乎无限的。穷人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去按摩院。中产阶级可能每年去一次。富有阶级则想至少每月或每周消受一次。更有钱的人可以天天享用，或干脆请进家门长期专雇。于是一方面，有钱人希望获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服务而加重剥削。另一方面，穷人可以通过提供服务解决失业和贫困的问题。许多服务业投资小技术要求低，有的甚至同皮包公司差不多，如各种金融、保险产品的推销员和房地产的经纪人等。这些服务业的报酬一般不高，但对穷人来说容易起步。于是，在公正的社会里本来可以有饭吃的人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里需要为富有阶级，包括雇主，提供额外的工作或服务才能生存。而富有阶级因有低收入的服务业解决失业问题而更心安理得地剥削工人，甚至把享受更多的服务当作是为帮助穷人解决失业问题作出贡献。

造成财富再分配的服务业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国民交税能力的减弱。从长远来看，国家的税收能力是与创造财富的总量成正比，而不是同不能储存和转移使用价值的服务成正比。甚至相反，由于服务业的产值来自部分国民的口袋，这些富人们在享受名目日益增多的昂贵服务后，就会联合起来抵制政府的增税计划。服务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越大产值越高，国家的纳税潜力就可能越低。而拥有实物财产的人可能比仅仅享受服务的人更乐意交税。尽管美国以服务业为主的人均产值会继续增高，国家的实力却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最近几十年美国的真实情况。在制造业兴盛的年代里，美国的最高税率超过90%。现在美国的税率上限不断下降；在贫富间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税率差异却不断缩小。早就有学者指出美国富人以减税促进经济的借口从来没有得到证实。确实在美国对富人减税后，美国的经济仍然一天不如一天。税收减少和实力衰退迫使美国不得不靠借债度日。有人幻想美国的先进科技能够拯救美国，事实上，美国科技领先世界的局面正在迅速改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