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自由是民主的敌人

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高谈阔论他们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并把自己没有经过认真调查得出的结论当作真理。因此常把自己比作真理的化身和人民的代表，把某一种社会制度当作普世价值。这正是一幅活脱脱现代专制者的形象。中国众所周知的所谓异见分子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典型。那些大家了解的人物就不多说了。这里说一个更普通的例子。曾经身为中国《新闻界》杂志主编和四川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等职的艾风在《簡評毛澤東的功過》中信口开河地说道：“正如1949年前储安平所说：‘对新闻自由来说，国民党是多少问题，共产党是有无问题。’” 由于文章没有给出引文的出处，所以不知道储安平是怎样把“民主”一词置换成“新闻自由”的，更不知道他的道理在哪里。如果是艾风把自己的创作强加给储安平那就不只是专横，而且暴露了轻薄的中国文人一知半解和不尊重事实的通病。中国有句老话：文人相轻。可见中国的文人最了解自己。

就新闻自由而言，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平等的自由才能保障民主。而不平等的自由只会是民主的敌人。统观中国知识分子抱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理由无非是中国官方媒体上没有他们想知道的新闻，而西方媒体则有。这又是中国文人以己为中心的证明。他们怎么知道西方媒体就有其它人想知道的新闻呢？打开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除了资产阶级不同集团间的利益争夺和被改造的“民意”外，有多少来自普通人民自己的声音？这些资本家主办的媒体饱暖思淫逸，可以为同性恋、人兽恋和宠物权利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却不肯为普通人民所遭受的不平多写一个字。而社会主义媒体上的新闻所涵盖的社会阶层是最广的，普通人民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大的。当然自命精英的中国文人是对此不屑一顾的，对他们来说报导了等于没报导。别说共产党的媒体报喜不报忧。美国有比世界平均高出好几倍的坐牢率和犯罪率，可是美国的媒体报导了多少？中国出了个杀人案，关心中国的人无人不知。而美国每年两万多人，平均每天五、六十人死于枪杀案。除了重案外，又有多少被报导出来？至于每年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受理的99%的上诉案件，美国媒体又报导过什么？

2009年首先在墨西哥和美国爆发了甲型H1N1流感(甲流、猪流感)。美国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是世界上最高的。然而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就在猪流感的高峰期下令自2009年8月31日始停止对甲流进行专门检测、确诊和报告。以至美国后来在报导死亡人数时不得不以跨度很大的数字来搪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10月中旬报告的甲流致死人数为4000人，1个多月后这一数字已达1万多人。而这一人数远远低于一场普通季节性流感在美国平均造成3.6万人的死亡数，更低于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委员会8月所作的致死人数将达3万至9万的预测。美国是甲流发病和死亡最主要的国家。即便被美国没有临床测验为依据的数据稀释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甲流死亡率和致死率都高于普通流感，也高于美国甲流的死亡率。而早先根据临床检测获得的死亡率更高。西方媒体对此不闻不问，完全失去了几年前大肆围剿中国隐瞒非典死亡人数时的猖狂。那时西方媒体上指责中国隐瞒实情罔顾人权的文章铺天盖地。中国医生钟南山因2003年揭露中国某医院“瞒报”非典病人人数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谷歌上有近千条有关他的中文报告，比美国总统卡特的连接还多很多。许多名人录里也有他，连维基百科和中国的百度百科也为他辟有专项。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世界非典死亡人数仅九百多人，中国大陆仅三百多人。再说今年上半年，中国西南地区发生了干旱。许多媒体毫无科学根据地将其归咎于中国的三峡工程，并大肆炒作。连昂贵的美国主流媒体也来插上一脚。而同时发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干旱一直延续至今，中西方媒体都惜墨如金很少报导，以致很少有人知道。

西方国家常常以它们司法过程中重视证据和双方律师辩论为它们司法公正的证明。可是从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上，人们能听到朝鲜政府的声音、伊朗政府的声音、卡扎非政府的声音吗？能看到西方国家指控这些政府的充分证据吗？如果连声音都听不到，证据都看不到，人民又如何判断这些国家是不是邪恶国家呢？如果人民无法判断，美国说这些国家是邪恶国家的民主依据又在哪里呢？就是对最近英国发生的抗议和暴乱事件，西方媒体又是怎样报导不同参加者自述的真实理由？中国的媒体要是删掉西方领导人讲演中的一句话，就像挖了中国文人的祖坟，大骂中国政府控制新闻。可是西方主要媒体又什么时候如实报导过中国领导人的演讲全文？连完整的段落都很少。就是海外非主流的中文媒体，其政治倾向性比中国官方媒体，哪怕是文革时期的党报，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情或支持社会主义的文章很难出现在首页上。这些媒体甚至充满了逢中必反逢、洋必捧和妖魔化中国的各种谣言和谎言。这种妖魔化的手段却很少被用于西方国家。这些肆无忌惮的造谣和诽谤在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期的报纸上都是看不到的。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所要的新闻自由不过是要新闻报导为他们那些少数人服务。在他们以我为中心的媒体上，造谣和诽谤都可以被当成新闻自由通行。他们对新闻和舆论的控制是共产党望其项背而不及的，实在没有资格批评别人。

有人认为资本家对媒体的控制要好过国家对媒体的控制。这是一个不假思索的结论。西方多数国家的公法承认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的法律并不适用于私人媒体。一个不受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的私人媒体真会比承认言论自由的政府媒体有更多的新闻、言论和舆论自由吗？例如，美国通过政府的公共广播局(CPB)资助的私人媒体，如今天的CBS和NPR，虽然不是美国政府主办的国营媒体也没有政府制作的节目，但仍然被美国人普遍视为左派或左倾媒体。相对大多数主要媒体来说，它们对国内外许多事件的评论比较中立。对美国底层人民和种族问题，以及老牌殖民地人民的报导就多于完全由资本家主办的主流媒体，以致美国的右派和保守派一直反对美国政府对公共媒体的资助并总想切断联邦资助经费。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甚至以不左右国内舆论为借口立法禁止政府主办的“美国之音”对内广播，以致在中国被误传为“美国人收听美国之音是非法的”。难道左右外国舆论就是应该的？真是莫明其妙的逻辑。

人们之所以认为官方控制比资本家控制更缺乏新闻自由，是因为习惯把现代国家的私人媒体与过去贵族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其实很有意义，因为私有制的贵族国家和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媒体共享两个最能影响言论自由的主要特征：一、贵族国家和今天的私人媒体都为少数富有阶级所控制；二、它们都不受保护言论自由之法的约束。因此西方的私人媒体同样有检查机构和检查制度，只不过是媒体本身的检查机构，保障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和权利。两者之间只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资本家的媒体还受市场销售的影响，因此有可能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而迎合多数人的口味。这最后一点说明资本家对媒体的控制可能会好过不在乎书报利润的贵族国家对媒体的控制。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资本家的媒体比面向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主义媒体更能反映下层人民的直接呼声。

也有人说西方国家的每一家报纸都可能有倾向性，但不会限制其它报纸有不同的倾向。事实上，资本家控制的报纸虽然倾向于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或利益集团，但不会倾向于占人口多数的普通人民。因此在西方国家找不到一家为普通人民发声的全国性媒体。美国所谓的左派媒体同样反对共产主义，只是在如堕胎、同性恋和禁抢等无关宏旨的问题上与保守派或右派相对立。抱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人也主要是自比精英凌驾于普通人民之上的所谓知识分子。他们目空一切只盯着权力和权力阶层，而对人民的呼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此常常表错情。事实上，他们是当今中国社会里最不受欢迎的代表。为民请命的媒体只能由人民亲自主办或由所谓的“民选”政府来代办。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人民没有经济实力与媒体资本家进行竞争，而政府却不愿意代表普通人民代理任何全国性媒体。表面上是为了不干涉新闻自由，客观上是放任资本家阶级操纵媒体扼杀人民的呼声，对人民进行新闻封锁和舆论欺骗。就像在强者欺凌弱者的过程中，警察以自由的名义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一样。同样的原因，西方国家的政府更不愿操办一个公共的舆论平台，让不同阶级的代表平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和辩论。而是有意使竞选成为依赖于金钱和昂贵媒体的烧钱游戏，从而把普通人民排除在竞选的门外。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标榜的新闻自由不过是放任资产阶级垄断新闻和政治权力的自由。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对贫富不同的阶级来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自由恰恰是为了有钱人对穷人实行专制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民主。正像把羊和狼不加限制地关在一起，任由狼侵犯羊的生命一样。硬要把这种不平等的自由说成是民主，只是因为西方国家实际上把民主看成是富人对穷人的自由统治即专制。不平等的自由不仅是民主的敌人，而且还可以是一种暴政和罪行，如美洲白人自由地屠杀印第安人和德国亚利安人自由地屠杀犹太人那样。因此可以有以下公式

不平等的自由 = 强者对弱者为所欲为

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还是

不平等的自由 = 富人对穷人为所欲为

而在政治上的为所欲为就是专制。所以真正的民主必须从限制和规范自由做起。只有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政府才会理直气壮地阻止少数自命精英的人对媒体和新闻的垄断自由，捍卫普通人民和弱者应有的政治权利。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管理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保护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绝大多数普通人民在主要媒体上的发言权，防止强者对弱者的任意封杀和政治压迫。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为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所必须做的，因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放任资产阶级对人民的专制。

据说物体在人的视网膜上的成像就像在镜子中一样是左右颠倒的。人只是根据出生后的经验体会才能通过视觉正确地确定物体的左右位置。由于男孩的视神经较晚发育成熟，小男生直到上学后还经常把字写倒。然而在被谎言颠倒的西方世界里，不少人一辈子都在倒立地行走。认为“自由 = 民主”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