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家的困境及其出路

西方国家的社会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西方社会学中的概念往往没有确切的定义，例如民主、自由等，比比皆是。这会使人联想起宗教信仰，而不是自然科学。然而东方的宗教，如佛教和儒教，都只是有关自身信仰的思想体系。佛教甚至以出世为由，拒绝以信仰干预现实世界的秩序。而儒教实际上是一门维持人类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伦理学。这些宗教安分守己，只求诚意，不求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深受中世纪之前欧洲文明中形而上学 (以主观概念为研究对象的学说) 的影响，在西方的一神教形成之后，伴生出“研究”和拓广这种宗教的神学，企图“证明”宗教中的上帝和神迹等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以便使这种宗教从信仰上升到真理的高度，成为一种照亮人间的普世价值。它追求的不啻自觉的信仰，而是对灵魂和尘世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并借助和平或暴力的手段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宗教。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据说美国某些地方还有70%的人相信地球是上帝创造的。

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之类继承了中世纪神学等形而上学的传统，不是以事实和实践为依据，而是像宗教那样以控制人的思想和灵魂为目的来构建某种政治信仰。在科学实证已经非常普遍的今天，使这种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得以生存和蒙骗的唯一办法就是玩弄模糊概念，以便用选择性的个例或传说来论证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因此西方社会学中的主要概念基本上都没有准确的内涵和外延，更无法用事实来逐一验证。当你打开西方国家几十本高谈“民主”“自由”的大作后会愕然发现不同的作者的同一名词说得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就是洋学问的“博大精深”之处。常常听说西方某某社会学家著作等身。别以为这是吹牛。这些大牌家中洗手间的手纸消耗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出书的速度。可见对他们来说写书比拉屎还容易。这全是拜形而上学的社会学之福。否则，一个统计数据的样本收集和综合分析就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在模糊概念无法被事实论证的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根据真实以外的背景条件，如“权威性”、有用性和习惯性等确定自己的信仰。这就为金钱和权力操纵下的媒体控制人们的思想创造了条件。西方国家正是用这种靠重金垄断的私人媒体和“重复千遍就变成真理”的戈倍尔定理对国民进行洗脑，从而把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变成新的神学，把西式民主变成新的上帝，再把新的上帝变成新的普世价值。其目的还是为了控制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所以西方国家有70%以上的人认为只有认选或陪选才是民主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导师不能给学生提供事实和逻辑，民主教的信徒们在辩论中常常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得以重复老师的话来招架，或者干脆谩骂别人藐视上帝，威胁叫“民主爸爸”来收拾“第五纵队”的异教徒们。

 二、言论自由的废话

所谓言论自由就是新神学家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例子。就拿前面说过的维基百科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来说：“言論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权力。” 这句话究竟道出了什么有实际意义的信息呢？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是一句废话或屁话。因为根据这句话，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也找不到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公民没有任何“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权力”？又有哪个国家的公民有任何“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共領域自由地發表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权力”？如果举不出一个例子，这句话又有什么真理价值？然而，正是这类没有实际意义或真理价值的话才能构成新的神学，否则就是科学了。

那么有关言论自由的科学陈述应该是怎样的呢？试举一个例子：言論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地發表除极端言论外的言論以及聽取他人陳述意見的权力；极端言论受公共法律、企业规则、舆论、伦理、习惯以及家庭等因素的限制。有人立刻会反驳道：“这样说来，就没有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了。” 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可共产党国家没有言论自由。” 你见过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不能说话吗？“是的！他们不能说一些政治上的话。” 西方国家的人民就可以随便说话吗？“这。。。。，当然也不。但是。。。。有更多的自由。” 当然仅仅是在公共场合。谢天谢地，总算遇到一个还能讲理的，而不是信得走火入魔，一口咬定“就是没有”什么的。看来就是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共产党国家的言论自由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也只在于“多少”，而不是“有无”。能不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就是科学与宗教的区别。宗教只要求定性的描述，只有科学才注重量的不同。因此宗教只把人和国家划分成两类：教徒和异教徒，民主和专制；而对异教徒和专制国是格杀勿论的。

加入量的观念之后，有关言论自由的问题就成了限制极端言论的问题。“没有言论自由”这种无科学意义的说法就可换成“没有极端言论的自由”这个确切的表述。当然，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反科学的，西方国家形而上学的社会学也因此是反科学的。所以，西方社会学不会采用这种科学的叙述方式。这不是认识水平的问题，而是以控制人类灵魂为目的的新神学必须排斥一切可证实或证伪的表达，使人类的意志为实用主义的利益所驱使，服从于权力和金钱这些非逻辑的世俗权威。

三、企业国家的困境

前面说过极端言论受公共法律、企业规则、舆论、伦理、习惯以及家庭等因素的限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私人企业有形无形的规则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更加广泛，私有制国家的人民在总体上不可能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更多极端言论的自由。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给许多人留下缺乏言论自由的映象。这个映象不是来自对极端言论限制的总量，而是来自简单地比较最容易被媒体注意到的公法对极端言论的限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涵盖更多的领域，受公法限制的极端言论也必然多于私有制国家。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几个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法制观念弱的民众比法制观念强的更容易或更经常触犯法律。许多时候可能是无意的。但无意的违法行为造成损害后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大概不需要特别的说明，否则无所谓强弱之分。中国进入法制国家的历史不如西方发达国家长，民众的法制观念也比较弱。例如，美国的18USC2383同样限制反对国家现有法律的造反活动。即便今天支持美国立法机构国会的民意已经跌到历史最低的20%，但没有人敢联合国外组织策划体制外的反法活动。美国人民到华尔街附近的露天公园里忍冻挨揍几个星期，说明他们没有比中国更多的垂直民主让人民在体制内直接反映自己的诉求。就是在抗议和示威过程中，他们会自觉遵守和平示威的规则。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怕只代表极少数人也敢联络国外反共组织进行另立宪法(即政府)的社会活动。而乡镇的农民则经常用暴力来表示抗议。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皮包政府，而负有社会生产和盈利的任务。皮包政府是可有可无的寄生政府。美国政府常常闹着要关门，不会对人民有多大的影响。反对和破坏一个生产性盈利政府对人民造成的损害是与反对西方国家一个皮包政府的结果不能相比的。这也是西方国家私人企业需要有比公法更严格的言论限制的原因。同样的理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也应比西方国家的公法有更多对极端言论的限制。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承担着私有制国家的公法和私法的共同使命，不仅要保障社会稳定，而且要保护生产秩序。即便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对极端言论的限制不会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法和私法的限制总和。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虽然部分承担私有制国家私法的使命，却没有私人企业的放逐条件把违法者逐出厂门便可高枕无忧。例如美国加州一名25岁的星巴克职员克里斯韦尔只是在互联网上唱道：“不过是一杯咖啡，让我休息一下，我只得到最低工资，我不该忍受这些。” 星巴克发现后就把他逐出大门了事。可是社会主义企业国家又能把人炒到哪里呢？放逐国外还不够资格。为了防止他们破坏，只能把有破坏力的人关起来。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资本家的刑事犯在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反对国家(企业)的政治犯，社会主义国家被关押的政治犯就可能多于西方国家，虽然被关押的总人数不一定高于西方国家。这样一种困境在这里就叫作企业国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