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模式”

资本主义的二重循环

九、为什么“中国模式”

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利润危机而推行的全球化决不是简单的企业外迁和贸易扩大。这就使今天的新兴国家不仅像老殖民地那样遭受着奴役和资源损失，而且面临着金融掠夺的风险。正如前面所说，全球化的运动并不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简单的国际分工，不是按某种公正的理念规划的，而是同一切资本主义过程一样按照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设计的。它不过是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殖民经济从炮舰下解放出来，在新的时代以协约的形式从被征服的少数国家推向全球罢了。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中，人们对全球化所期待的正面效应和文明价值同样乞灵于一只所谓“看不见的手”。

一些中国人会认为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甚至是恶意攻击，因为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然而这里讨论的是全球化而不是中国化。撇开中国在资源、环境、社会道德、人民福利和政府清廉等许多方面付出的代价不谈，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地区是像中国这样硕果仅存的幸运儿？如果放眼全球的话还真找不出来第二个。也就是说只有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全球化最迅速的年代里，连续保持了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也许有人还记得所谓的亚洲四小龙。这是指南韩、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四个东亚国家或地区。它们被称为四小龙因为它们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获得过经济的高速发展。由于是在全球化之前，它们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西方国家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缘政治的需要。它们在全球化以前就顺利跳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在达到$3000后，经济发展会难以为续的困境。没有全球化，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可以得到西方国家在高等技术和高端市场方面的支持，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经济水平。然而在上世纪的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亚洲四小龙却相继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经历了非连续性的货币贬值，股市下跌，资产流失和经济衰退的过程。

南韩的经济起飞比日本稍晚，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南韩经济保持着近两位数的年增长。在整个七十年代，南韩的经济增长率高达23%。通过所谓的“汉江奇迹”迅速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大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年里，韩元贬值超过36%，月生产总值下降34%，并于1978年为负增长。曾被誉为四小龙之首的台湾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也在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三十多年里，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超过9%。由于赚得了巨额外汇储备，台湾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是四小龙中除香港外受损最小的地区。但之后仅半年台币贬值21%以上，台股一蹶不振，出口衰退，失业率上升，经济发展跟着减缓。2001年台灣經濟出現自1947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失業率也达到歷史最高点。今天，台湾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大陆，由四小龙的龙首变成了龙尾。新加坡在亚洲四小龙中距中苏边界最远，所获西方国家的援助也最少。但自1965年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没有共产党的类社会主义新加坡也获得高达8—9 %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后新元贬值61%，所受的经济打击仅次于南韩。2007年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后，亚洲四小龙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进一步受到经济上的伤害。西化最大的台湾和南韩受到的伤害也最大，而没有推行西式民主的新加坡和香港受损最小。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超过14.7%，打破了1970年13.8%的历史纪录而创下了历史最高。香港的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在全球化以前近二十年就开始了。到全球化大规模推开的八十年代都已先后进入了高收入的第二世界国家的行列。与中国经济发展更接近的是亚洲四小虎，即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这四个东南亚国家。同亚洲四小龙相比，四小虎在地理上距中苏边界较远，因此在西方国家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政治中处于第二线。因此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受西方国家的“援助”较弱，故经济的快速发展稍晚于反共第一线的四小龙。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间往后的三十年里，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四小龙。于是从全球化后的九十年代开始，亚洲四小虎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摧肥期”，大量的外资涌入造成资产的充气性膨胀，经济发展像19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这个“摧肥期”正是四小虎一名的由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海盗们为了把四小龙四小虎一网打尽，首先向虎国发起闪电般金融袭击，以防虎国资产因经济基础不够坚实而在战乱中突然贬值。于是泰国便成了金融掠夺的第一个牺牲品。在1997年6月后的九个月里，四小虎的货币贬值从37%到83%，生产总值也随之暴跌37%到83%。其中泰国、印尼和菲律宾欠下国际货币基金会一大笔债务，马来西亚则通过多项硬性管制条例来保护金融体系。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已经说不清楚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有哪些国家。这些历史的称谓已带着全球化的创伤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如果说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或上限是正常的，那么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和其他新兴国家在全球化中所遭受的来自西方国家的金融暴力，和在此前后一刀切的经济落差却是不正常的。它们在全球化中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伤害更反衬出中国在全球化中自始至终夺人眼目的高速发展。由于中国差不多是上世纪全球化掠夺中的唯一幸存者，近年来西方国家常把中国这个特例所具有的特殊性叫做“中国模式”。所以才有这一节要讨论的“为什么中国模式”这样一个语法不通的古怪问题。

为什么中国模式？这个形式上的问句因缺乏谓语或表语动词而变得模糊不清：它究竟问的是什么？这后一个问题正是前一个古怪问题所暗示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绕口令十分重要。西方学者谈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可谓不少，但总让人觉得语焉不详答非所问，拐弯抹角地想隐藏什么。希望西方学者们公开赞赏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过于奢望，事实上，一切正常的经济往来最终都会不断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这不仅符合广义热力学第二定理，而且可以被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成长过程所证明。这一结论与全球化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也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太大的关系。与中国模式或制度不同的国家也曾经历过超过一代人高速发展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研究的地方。没有全球化时，中国前三十年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以人民币计量的数据，中国从统计开始的1952年(679亿人民币元)到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年1978年(3,645亿)的27年中，平均每年GDP发展的速度是6.4%。这虽然表面上比从1979年(4,063亿)到2008年(314,045亿)这后三十年的平均发展速度11.6%低，但那时的物价十分稳定。如果像后三十年或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那样物价上涨十倍，前27年的平均年增长也可以达到两位数以上的11.6%，而之后三十年的增长率则要低些。可那时没有人讨论什么是“中国模式”。因为在西方封锁下，西方国家对高速发展的中国没有参与分红的机会，因此无人操那份闲心，只管骂个痛快就行。如果说真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环境比其它国家要艰难得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是最苛刻的，在高科技交流方面所受的限制是最严的。然而西方学者似乎并不喜欢提及这些事实。

许多自作多情的人，包括今天中国的主流舆论界，认为西方国家感兴趣于中国模式，说明它们对中国的高速发展表示某种程度上的肯定甚至羡慕。不否定一些正直的西方学者不假思索老老实实地研究问题假戏真唱，听得让人忘乎所以陶然自得。然而令人羡慕的成就为什么从来得不到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正式肯定，授予应有的荣誉和地位，反而赢得西方国家共同一致的排斥。它们更加积极地支持中国国内的不同政见者反对实行中国模式的政府，并在军事上加紧对中国和中国模式进行围堵，同时用各种贸易壁垒阻击中国的贸易，用政治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这决不是源于简单的商业竞争，因为单纯的商业竞争无须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正如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那样。

可见“为什么中国模式”的确是一个问题：它究竟问的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如何成功的？要不要学习中国模式？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问题都不难回答。然而没有人认真回答这些问题，更没有人对这些答案感兴趣。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政府感兴趣的只是利益。他们只支持那些可以为其获利的研究。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茅塞顿开：原来西方国家真正纳闷的是“为什么总扳不到倒中国并从中获利？”，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模式下进行洗劫难以成功？”或“怎样才能成功洗劫现有模式下的中国？”只是这些赤裸裸的提法不仅有失文明国家的面子，而且还会打草惊蛇伤害里子，所以才欲说还休，羞羞答答地支吾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