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垄断，两种效果——谈柴片中的反垄断问题

在最近围绕柴静女士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所展开的讨论中，反对柴片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片中提出的以拆分国有能源企业来治理燃煤污染的解决方案。而支持的一方主要是强调污染的危害和治理污染的重要性，而刻意回避片中提出的私有化能源企业的解决方案。回避说明支持者并非真正关心如何治理中国的污染，只热衷于煽动民情，达到某种其它目的。有少数人则以反垄断的一般口号来支持柴片的拆分方案。这里，反垄断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甚至可以把中国改革初期大面积私有化以及之后取得的名义GDP的“高增长”用作支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反垄断本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阻止产业垄断、堵塞同行和其它产业发展的一种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手段。其本身不属于市场经济的某一部分。这种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在香港超级富豪李嘉诚以暴发的房地产堵死其它人发展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一位没有署名的立法委员曾经写道：“李老板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也是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 发家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企业都早就关门大吉了。”虽然文章指出房地产垄断不是香港工农业萎缩的唯一原因，而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但房地产垄断对香港经济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如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是走向垄断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企业经历过三次兼并高潮，同行企业的兼并、产业链企业的兼并和跨产业的企业兼并。去发达国家的超市看看，每种商品都有名牌。名牌产品基本都是雷打不动的百年老店生产的垄断产品，拥有垄断价格和垄断市场。历次经济危机打垮的是与之竞争的中小企业。垄断企业不仅毫发无损，反而乘机兼并坐大。马克思太超前，看到生产资料垄断的优势，所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工人阶级抄近路走捷径，战胜资本家的有力武器。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最后殊途同归，都是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只是在没有国际竞争时的早期，国家内部各个资本集团利益分沾的暂时现象。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西方国家的反垄断近来已经很少提起。最主要的原因是海外竞争势力的迅速崛起威胁到那些跨国垄断企业，因此需要保护而不再是削弱垄断企业。像香港房地产那样在本地市场上的旧式垄断则另当别论，因为这是政商结合产生的经济怪胎。

中国的能源企业同样是国际竞争企业，而不只是活动于国内市场。西方国家一方面保护本国的跨国垄断企业，一方面则千方百计拆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这同样是为了市场竞争的需要，只是许多时候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的，例如在中国改革初期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的条约来迫使中国私有化。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有利于对抗国际竞争，更重要的是还能保障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后一种功能是私有制国家的垄断企业所不具备的。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争取的是国家，而不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益。这就常常需要统筹兼顾全面发展，照顾其它企业，甚至竞争企业，一带一帮共同发展。而私有企业是为企业主赢利的，因此不仅不会兼顾全局，而且还会千方百计地打垮竞争对手、争取一家的垄断。可见国营垄断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而私企垄断会产生上述的李嘉诚现象。所以国有企业的垄断与私有企业的垄断是根本不同的。在评价国家垄断时，不应以一家企业的孤立业绩为标准，而是需要考虑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有意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家垄断的这一优势可以通过数学来论证。本人在《社会主义经济问答》中曾揭露在资本主义国家，“第一剩余价值陷阱”造成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利润分流，结果使低端制造业失去利润而破产，从而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最终的利润危机，迫使制造业迁出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则可避免这种陷阱。这可以用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数据来证实。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52年到1979年的28年中，平均GDP的年增长率超过6.5%。由于物价十分稳定，这一增长率接近经济学上用以准确度量经济增长速度的真实GDP(Real GDP 或 Constant GDP)。不仅如此，国家还积累了大量没有转成市场价值的固定资产和服务行业。这个国家垄断型的经济还是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文革后的四年中(1976-1979)，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28年的平均值。改革开放后的名义GDP虽然很高，除去由前面留下的低物价大幅上涨(物价红利)带来的通胀和非市场化资源市场化带来的水分后，真实GDP的年增长率只有4.5%左右，比文革十年还少一个百分点。如果用黄金GDP来计算，改革后的增长率甚至更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无数私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大量失业浪费了无数劳动力。虽然引进了大量外资产生了不依赖人工劳力的巨大产能，但除了无计划投资造成的浪费和过剩外，大部分利润为外资所有。更别说造成的从空气、河水到消费品的全方位污染及其病患和死亡。

有人说垄断会扼杀竞争，阻碍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产生。这在封闭式垄断中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开放的市场上，没有内部竞争也有外部竞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之后，外部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内部竞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达国家的竞争。即便在西方国家，垄断的概念也是相对的，不是唯此一家才叫垄断。在经济学上有不同程度的垄断，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恩等。一些来自德语，因为德国历史学派是垄断经济思想和理论的鼻祖。它们之间也可有竞争。所以不是说一垄断就没有竞争了。日本汽车丰田、本田、三菱、马志达和尼桑等出自不同的垄断财阀，也都存在竞争关系。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也可以开展竞争。前苏联称之为社会主义竞赛。而中国改革前在军备上以国际竞争为指导，在民用产品上提倡全民技术革新。所以科技发展实际上比外国快，也比后三十年快。

至于垄断与腐败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很少发生腐败，因为那时的国企有工人监督制度。企业的群众监督是直接参与型的，比西方国家的媒体有效。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媒体是与政府争利的，不是为平民效劳的。许多人不清楚这一点。为企业争利可以限制一小部分腐败，如政府本身滥用资金等，但不是大部。因为同中国一样，多数腐败是政商勾结方面的，如通过贿赂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投资方向、私下分配指标和政府补助等。资本家媒体不会揭露这类腐败，除非摆不平或已经被人曝光。改革后国企采用公知主张的私企那样的管理方式，头儿说了算才是腐败加重的原因。国企毕竟不是私企，在私企不算问题的事一到国企八成成了腐败。改革派抹黑前三十年，从没有用腐败说事。他们一面说苏联腐败，一面实行苏联那样的经理包管制，结果造成更大的腐败。但这些如果处理得当，可以是阶段性问题。国企腐败控制了，整顿政府腐败就容易得多。一方面利益来源被切断，一方面心理上的不平衡也可得到再平衡。

话说回来，反垄断在当下的中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决非只是西方和民间的资本势力不懈的宣扬所造成的新的意识形态。崇洋媚外的中国改革派对此同样功不可没。如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国企全面私有化还不到28年，中国名义GDP迅速回落已经证明这一市场经济模式不如最早的28年。但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主流媒体都没有反思和检验私有化改革的意愿。线性外推的结果是什么不难理解。如果说过去没有科学的经济学用以考查私有经济的历史过程和必然结局，如今新的市场反馈理论已经诞生。它能在数理逻辑的基础上准确解释私有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也能解释私有经济模仿者的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