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长的乡愿外交

中国外长的乡愿外交

马力

在安理会3月2日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后，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的两会期间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长重申中国不是美国，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因此无意取代美国领导世界。中国外长指出美国耽心被中国取代，是美国在对待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时的一种“美式焦虑”，是美国误解中国影响中美关系的根源所在。外长的讲话赢得了主流媒体一片掌声，看来这的确代表了中国对美外交战略的理解水平。

中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大概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经济上，中国抛弃了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向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中国以优惠的条件对西方资金全面开放，使西方国家可以用它们的货币投资中国生产美元商品出口国际市场，把石油美元进一步上升为广义的商品美元，从而扩大了美元市场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

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的两会期间举行记者招待会。

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心甘情愿地背弃了所有不讨西方国家喜欢的盟友，对“同志加战友”不惜兵戈相向积怨至今。在限制和制裁朝鲜和伊朗等国家的问题上，中国甚至不顾已经存在的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助条约，积极配合美国通过一系列安理会决议。这些决议最终被美国用来对抗中国。为了表明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中国还放弃了许多战略武器的发展，“韬光养晦”几十年。在此之间，美国却一直保持对台军售，不断派军机和军舰来中国近海侦察。

中国以为付出的代价能换回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如果是在别的问题上，不怀疑中国的期望是有道理的，至少符合投桃报李的古训和人之常情。但在地缘政治上是另一回事。西方国家不以一时一事为准则，也不以友谊感情为指导，而是坚持理念上的长期利益。这不能简单地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尔虞我诈见利忘义来解释。事实上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必定重视信用和责任，这里有着美国以一贯之的立国原则，只是中国外长至今不知，更没有学会而已。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中越南海冲突的态度。越南也曾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美国的冲突更近。改革后的中国为了讨好美国发动了侵越战争，算是对援越反美的深刻忏悔和主动赔偿。这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安理会支持美国限制和制裁朝鲜是一个意思：希望美国对毛泽东时代的“反美罪行”一笔勾消，不再记到改革派的头上。所以改革派怎么也无法理解美国为什么不支持不断输血美国的中国反而支持对美国乏善可陈的越南。美国的恩将仇报和不知好歹多少有点让中国恼羞成怒。

于是中国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点出“美式焦虑”，唾沫横飞地再三表明中国没有要取代美国的想法，恨不得声泪俱下掏心剜肺地跪下向美国指天发誓表忠心，真是可笑之至。从中国外长的讲话来看，中国至今没有明白美国的地缘政治：即美国同样不愿有地区霸权的存在，不会相信一个在美国看来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国家的承诺。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失算深刻说明了中国改革后复辟了小农经济的外交思想与现代国家的外交思想之间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西方国家排斥中国小农意识的代表儒家思想，正是这种区别的必然结果。美国在中越之间的立场是中国的儒家伦理不能解释的。小农意识不仅成为中国今天发展经济的障碍，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障碍。希望改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儒家信仰的改革派必然遭遇全面的失败。

中国外长的无知反映了整个改革派的战略盲点。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在解读中国外长的讲话时认为“美国人现在理解中国还有个特殊难题。它内心里还是有点种族主义的，还有点瞧不起中国，无法平等对待中国，觉得它自己是上帝的特殊选民，是山巅之城，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向它要平等对待，那不是错误的问题，那是犯罪的问题”。也正源于这种无知，金灿荣们认为中国只要跟美国搞好“新兴大国关系”，美国最后就会说：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事实将证明只要中国继续追求强国梦，就会成为事实上的地区强权以至霸权，也就会继续与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相冲突。美国反对任何地区霸权的努力不会改变，因为资本主义强国的生存不可避免地依赖海外经济殖民地。这就是西方国家始终不渝地致力于颠覆和分化国有经济和垄断经济国家的根本原因。这与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本身无关，只与由此造成的垄断经济有关。只要强大的中国存在，不管它对美国作出怎样的承诺，美国围堵和阻扰中国的战略就不会改变。

中国之所以会对西方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因为误读了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错误地以为中国在西方资本的帮助下获得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因此中西方之间存在合作双赢的基础和意愿。事实却完全相反。根据中国现有的官方数据，改革前中国真实GDP的年增长率是6.7%左右。文革十年是5.5%左右。改革后第一个35年的名义GDP的年增长率接近16%。如果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等主要开支的平均物价上涨30倍(已是大大低估)，真实GDP的年增长只有4.5%。

改革后GDP名义增长率的大部分来自之前的原始积累的市场化。这些原始积累包括非市场化资源(零市价)和极低的物价，统称物价红利。中国因此可以发行几百倍的纸币用于相当于35年GDP的一半的投资，包括对企业和个人的补贴。极低的物价允许几十、几百倍的通货膨胀。因此改革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是吃过去的老本，但功劳却记在了改革的头上。物价红利耗尽后便不能再靠增发货币制造通胀来掩盖危机，因为引起的恶性通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机。这就是没有原始积累时，改革后市场经济的真实面目，也是所谓新常态的真正含义。

市场化改革不仅耽误了过去，也阻断了未来。资本主义早期因为有巨大的海外市场可缓解危机，也可通过时间来消除市场过剩。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海外市场，尤其是工业国的人均市场日益缩小，新兴的工业国不断崛起，使危机的周期拉长，新的经济热点不断转移。老的工业化国家可以处在长期一蹶不振的深水中。后起国家希望走完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的梦想也难以实现。即便中国工业转型成功，也是与原有的发达国家瓜分市场，而不是像发达国家以前那样独占市场。

加上工业经济的大国劣势，中国完全没有可能重复发达国家成功的老路。大国劣势是指人口大国的海外人均市场小于小国。工业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取决于海外人均市场的大小。由于人口大国的人均市场小，工业经济的发展与小国相比具有天然的劣势。许多人只是把中国追赶世界强国的困难理解为地球资源的限制问题。事实上有价市场的限制更迫切。中国的人口超过其它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世界需要这么多的工业人口吗？一个人的工业产品只供几个人用吗？算算就知道供应侧等的改革能不能解决问题。

而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后生产的美元商品扩大了美元市场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因此在美元石油走衰，石油美元在产油国接受多种货币的威胁下，中国出口的、占世界大部分比例的美元商品拯救了石油美元的衰落，并实际上取代了美元石油的地位，成为支撑美元国际地位的最主要的海外支柱。这个结果反过来阻挡了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由于美国不会支持中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从而使两国的经济关系变成一种殖民关系。

再来看国际战略。改革前由于美国在亚洲热战的屡次失败基本上退出亚洲远东部分。团结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成为实际上的主导势力。连日本也得看中国的脸色。所以那时对中国十分谦卑，见了中国人就鞠躬道歉，而且是真心的。南韩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北韩。那时许多国家，包括菲律宾，都驱逐美军基地。日本也会如此。美国想重返亚洲，必然首先威胁西太平洋亚洲小国的利益。中国趁机可以团结它们组成屏障。同时用人民币投资亚洲盟国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今天中国经济早超过美国，人民币也可成为强大的第三世界货币。

可是改革派想美金想疯了，莫名其妙地放弃了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一脚踢开亚洲盟国投靠西方，当了亚洲的吴三桂。致使今天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朝鲜半岛问题本来不是问题。美国虽然一直留在南韩，但不敢动弹。因为中国导弹技术的发展使美军在半岛成为被切断后援的孤军。但中国为了讨好西方无孔不入地出卖盟国，在安理会通过禁止朝鲜军备的一系列决议。结果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只好被人牵着走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制裁朝鲜。

南海问题也是一样。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本来最大的威胁是想重返亚洲的美国，结果中国忙不迭地出卖它们，硬要为美国档枪开道，结果被美国轻轻一推就推到它们的对立面，成为真正的挡箭牌。美国会利用中越海权之争分裂中越关系本不是秘密。季辛格对周恩来说过，你们把美国赶出越南，就让越南与中国争夺领土吧。改革派天真地以为美国会在争端中站在中国一方，结果不管中国的贡献比越南多多少，人家的地缘政治决定了不会支持地方强权。

中国对西方国家地缘政治的无知还会进一步损害中国在南海的利益。在我提出中国应该及时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已有其它人发出同样的建议。中国却依然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法治和利益关系置之不理。中国是2006年8月提交排除性声明的。但公约要求在加入时提出以便证明是公约对该国生效前的领海争议。而中国是1996年加入的。之后的争议不在排除性声明之内。所以中国加入后十年才提出的排除性声明是否有效，全凭此次仲裁法庭的裁决而定。这对中国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