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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事件给李克强先生的启示 马力
三国中有个至今引人争论的事件,就是在蜀汉丞相诸葛亮首次率军从斜谷北上伐曹时,手下名将魏延提出亲率五千精兵抄子午谷近道直取长安和潼关,最后与诸葛亮会师潼关。魏延称此是效仿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奇谋。诸葛亮一向用兵谨慎,加上对魏延的偏见,否定了魏延的子午谷之策。之后的五次北伐证明,相对弱势的蜀汉在补给困难的条件下,长途跋涉远征曹魏的胜算本来就不大,只能靠出奇制胜。
过于谨慎四平八稳的诸葛亮非到不得已之时,不善于冒险奇袭,打非对称之战。除了三国演义中的夸大其词外,真实历史上蜀国以少胜多的精彩战例不多。这自然也有刘备的因素。如果敢说敢为的庞统不死,结局可能很不一样。这决定了弱势的蜀国最终不可能统一全国。也许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先生更推崇曹操的谋士郭嘉。郭嘉同样有战略眼光和识人之智(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十胜十败”论),还善用奇谋,敢出奇制胜却又“算无遗策”。
如曹操攻打徐州吕布,吕布坚守不出,战役相持了大半年。曹操见士兵疲惫不堪准备放弃时,郭嘉却认为吕布有勇无谋不久会败亡,劝曹操急攻。曹操依郭嘉之计,一面攻城一面决堤水掩下邳,果然于月内攻克下邳,擒杀吕布。接下来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昭,又打垮刘备生擒关羽。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当袁昭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逃入乌桓后,曹操在后有刘备环视的情况下,带兵北上奇袭乌桓的战役。
起初曹军诸将担心如果远征,刘备会挑拨南面荆州的刘表袭击许昌。但郭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胡人自恃偏远没有防备。突然袭击一定能够消灭他们。袁绍对胡人有恩,他们会帮助袁家成为咱们的隐患,为今后南征攻打刘备带来后顾之忧。但刘表是个只知清谈的政客,能力不足以驾驭刘备,所以对刘备有所防备。即便现在虚国北伐,也不会有来自刘表的后患,并可一劳永逸地解除北面的威胁。
北伐开始后郭嘉觉得进展太慢,又进言留下辎重轻装速进以便攻其不备。曹操边布下撤军假象,边率领虎豹骑兵轻装突袭,迅速出现在乌桓的背后。乌桓首领蹋顿和袁尚、袁熙率军仓促应战。结果蹋顿被斩,曹军俘虏了二十余万人,走投无路的袁尚、袁熙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同年秋天公孙康带着袁尚的首级前来投降。这一战成了中国战争史上“兵贵神速、奇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曹操根据郭嘉的计策平定了北方。而郭嘉本人却病逝在远征胜利后返回的途中。
毛泽东尤其欣赏郭嘉,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主意革命两字)都是与更强大的敌人或对手进行抗争。这时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战略和战术没有取胜的可能,更别说跟在别人后面的爬行主义和洋奴哲学。西方发达国家靠的是百年前几无竞争的广阔市场和丰富资源。在全球工业化的今天还亦步亦趋地依样画葫芦不可能重复前人的成就。苏联在被西方国家封锁的情况下,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只用了七十年时间就把一个半农奴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走的就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奇袭路线。中国文革批判洋奴哲学,上演“奇袭白虎团”的样板戏,为的就是鼓励创新精神,走出一条出奇制胜的道路。
说了半天,这些历史故事究竟与文章的标题有什么关连? 现在就来牵强附会地解释一下。之前在博文中以中兴事件为例说明按市场需求最佳分配资源的理论是听起来漂亮做起来难。不止如此,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相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每个人自私自利的市场行为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在这种幻觉中,人们会认为固守法律以外的道德约束成为多余。大家还记得中国李克强总理就曾公开宣称:只要不犯法就不应受到制约。这个说法颇能与西方接轨,却不一定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当然眼下的疫苗事件中肯定涉及不少违法行为。但中国目前的许多社会乱相不都是违法行为造成的。很多违法事件一开始也不一定为了触犯法律。何况法律的完善总是落后于现实。西方国家在法律之外有宗教代替社会主义道德说教来规范社会,没有宗教的中国如果排斥道德就会在拉丁舞中无可救药地烂下去。本人虽非算无遗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四十年以“恭喜发财”为口号的赤裸裸的金钱崇拜后,像假疫苗和阴阳合同之类的事件还会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不受制约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是无穷的。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人,可送他两个字:放屁!
一千多年来,许多人只知孔明,不知郭嘉。儒家文化尊崇的实际上是诸葛亮对君主的忠心耿耿死而后已,而不是他的才能。诸葛亮治国更像是法家所为;忠诚也不是儒生的专利。讽刺的是自宋代儒学发扬光大到极点后,再没有出现过孔明那样的忠臣。宋代和明代这两个近代汉人的朝代充满了儒生误国的故事。文人对武人的迫害(如宋代的秦桧)和文人间的相互倾轧(如明代的阉党和东林党)都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明代亡国之君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之前愤愤地说到“天下文人皆可杀”。中国今天打着各种儒家或普世旗帜的公知信口开河、勾结官商、压迫底层,与明末官逼民反的局势又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