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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漩涡与民主焦虑症 马力
在我看来这事有点小题大做，也不至于对钟南山的声誉有何损害。万一美国神药被证明有不错的效果后，钟院士还可能是有功之臣。即便效果不如想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么为什么有人要兴师动众地围剿批评钟医师的声音呢？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开始在中国流行。最初该病被误诊为一种衣原体肺炎，即传统的典型肺炎。但随后被证明是一种病毒性肺炎。这时广东的一名普通医生钟南山站了出来，指责政府隐瞒疫情，并因此成了享誉中外的风流人物。中国从此背上了欺骗人民、不顾人民死活的国际骂名。中共也为此遭受了一次严重的舆论危机。然而在那次的传染病流行中，中国死于非典的人数只有三百多人。
六年后美国开始流行猪流感H1N1。有报道说六个月后美国才启动紧急防疫措施。结果传染病流行了一年，最后，据报道， 全世界共有二十八万人死于该病，包括美国的一万二千人。而在该病流行几个月后，美国卫生部门还指示美国临床医院 ，而不是研究实验室，停止对该病毒的检测，也因此停止了原先每日公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例行程序。
在这次中国的新冠肺炎流行中，中国虽然在只发现了几个病人后就立即采取了隔离病人和传染源的措施并公告社会，但因有人违反职业程序并有可能造成社会恐慌而受到警方问责和训诫，中国又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公知的指责。这次为了澄清自己，中国不再为美国护短，猛烈抨击了美国在应对新型致命传染病时的双重标准。
不管事实如何，中国所说的美国双重标准听起来的确有点震撼人心。美国主流媒体也没有出来辩护或澄清。于是许多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被欺骗和被出卖的感觉。一些激进的人便情不自禁的把那时揭露中国隐瞒病情的钟大英雄，看成是崇洋媚外的洋奴以至汉奸，并捕风捉影地解题发挥。这里不评论钟南山本人和对他的指责，只是探讨这种舆论漩涡出现的可能原因——社会焦虑症问题。
当一个国家站在物质或道义的制高点上时，其它国家的民众有可能生产一种强烈的模仿心态。都说人是猴子变来的，于是有猴子的模仿癖好并不奇怪。这种模仿心态会很强烈，以致不顾条件和后果千方百计地要效仿。这种极端心态就是一种社会焦虑症，常见有致富焦虑症和民主焦虑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恭喜发财为指导思想，国家为了迅速积累货币财富患上了致富焦虑症。为此不惜出卖一切，从资产存量到廉价劳力；叫停不赚钱的科研和军工产业；全民成为外国资本家的奴工，制造耐克鞋一类的低端产品，以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中国今天难以逆转的环境污染，国家的理想缺失信仰混乱和人心涣散腐败成风等各种后遗症。说是富了起来，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人均GDP的四分之一，还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致富焦虑症的一个并发症是民主焦虑症。现代民主制度是唯一可与散资资本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是由经济基础，而非意识形态决定的。土地贵族可以实行专制统治，因为贵族占有全国的土地财富，因此能够养活军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今天的资本家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做到这一点，只能组成资本家的联合俱乐部轮流执政，并美其名曰民主宪政。民主只是资本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的方式和程序。民众通过选举将自己的一切政治权利无条件、无保障、无保留地交给资本集团挑选的候选人。
在这种民主中，选票不过是使当选人的一切政令获得合法性的依据。当年魏玛共和国的选票保证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发动世界战争的合法性。如果没有那些选票，希特勒有可能上台吗？即便上台，有可能无拘无束地为所作为吗？至少德国的历史证明了没有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为履行盟约而参战的，也没有发生对异族的大屠杀。美国等国家今天的议会或法院可以限制总统的部分法令。这是一个进步，但作用毕竟有限。美国历史上对总统的弹劾只是为了女人和党争，如同儿戏。
历史也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民主普选是有条件的。但唯心主义者却因果倒置地将其吹嘘成国家强大的政治前提。对唯物史观一窍不通、患上致富焦虑症的国家，因此容易并发民主焦虑症。焦虑症患者不明白西式民主与经济垄断之间的关系，更不明白在垄断经济下的垄断民主需辅之以私法专制才能成功。他们急于模仿表面上的民主形式却不得要领。例如成熟的西式民主是排除了对立阶级的垄断民主或兄弟民主，而粉丝国的民主制往往比西方国家的更“民主”。它们把几乎所有利益对立的阶级和党派撮合到权力中心，结果常以失败告终，轻者暴乱，重者亡国。
中国政府目前对西式民主没有兴趣。但中国的知识精英却迷信不已，虽然对此一知半解或不甚了然。他们以为民主了就可以参政了。其实西方国家的阶级固化比中国严重，普通知识分子参政的机会也比中国难。他们向往民主的热情无可厚非，并从理想而非现实的角度身体力行，与当年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一样天真烂漫。他们批评中国政府专制不透明，用一把主观臆想的、与世隔绝的、高标准的民主尺子衡量本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夸大或捏造政府的各种过失。有些虽然有道理，更多的是过于苛责，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标准和实际。
无知的民主粉丝们还努力地替政府赔罪，不停地搧着自己的耳光，恨不得把裤子脱光把心剖开，让全世界看到他们追随现代文明的心意。于是就出现了因幻觉的过度表演，对社会的过度不满和对政府的过度批评。宁右勿左矫枉过正，让全社会和国家来为他们的作秀买单。这些人因此很容易被人利用，成为别人的工具和打手。一些人的主观愿望可能是善良的。就如善良的羊在丛林世界中会成为猎物一样，他们不仅使自己成为猎物，还会把别人和国家变成猎物。
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或绝对的是与绝对的非。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造出了法西斯狂人希特勒，利用选票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合法化。这足以让善良的人们对任何伪装的正义保持警惕。只有一个标准——不是任何美丽的外衣和形式，而是实际的效果与本质——才是我们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对比的底线和原则。
钟南山先生们，请原谅批评你的人吧。他们与你一样正义和善良。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开始在中国流行。最初该病被误诊为一种衣原体肺炎，即传统的典型肺炎。但随后被证明是一种病毒性肺炎。这时广东的一名普通医生钟南山站了出来，指责政府隐瞒疫情，并因此成了享誉中外的风流人物。中国从此背上了欺骗人民、不顾人民死活的国际骂名。中共也为此遭受了一次严重的舆论危机。然而在那次的传染病流行中，中国死于非典的人数只有三百多人。
六年后美国开始流行猪流感H1N1。有报道说六个月后美国才启动紧急防疫措施。结果传染病流行了一年，最后，据报道， 全世界共有二十八万人死于该病，包括美国的一万二千人。而在该病流行几个月后，美国卫生部门还指示美国临床医院 ，而不是研究实验室，停止对该病毒的检测，也因此停止了原先每日公布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例行程序。
在这次中国的新冠肺炎流行中，中国虽然在只发现了几个病人后就立即采取了隔离病人和传染源的措施并公告社会，但因有人违反职业程序并有可能造成社会恐慌而受到警方问责和训诫，中国又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公知的指责。这次为了澄清自己，中国不再为美国护短，猛烈抨击了美国在应对新型致命传染病时的双重标准。
不管事实如何，中国所说的美国双重标准听起来的确有点震撼人心。美国主流媒体也没有出来辩护或澄清。于是许多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被欺骗和被出卖的感觉。一些激进的人便情不自禁的把那时揭露中国隐瞒病情的钟大英雄，看成是崇洋媚外的洋奴以至汉奸，并捕风捉影地解题发挥。这里不评论钟南山本人和对他的指责，只是探讨这种舆论漩涡出现的可能原因——社会焦虑症问题。
当一个国家站在物质或道义的制高点上时，其它国家的民众有可能生产一种强烈的模仿心态。都说人是猴子变来的，于是有猴子的模仿癖好并不奇怪。这种模仿心态会很强烈，以致不顾条件和后果千方百计地要效仿。这种极端心态就是一种社会焦虑症，常见有致富焦虑症和民主焦虑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恭喜发财为指导思想，国家为了迅速积累货币财富患上了致富焦虑症。为此不惜出卖一切，从资产存量到廉价劳力；叫停不赚钱的科研和军工产业；全民成为外国资本家的奴工，制造耐克鞋一类的低端产品，以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中国今天难以逆转的环境污染，国家的理想缺失信仰混乱和人心涣散腐败成风等各种后遗症。说是富了起来，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人均GDP的四分之一，还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致富焦虑症的一个并发症是民主焦虑症。现代民主制度是唯一可与散资资本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是由经济基础，而非意识形态决定的。土地贵族可以实行专制统治，因为贵族占有全国的土地财富，因此能够养活军队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今天的资本家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做到这一点，只能组成资本家的联合俱乐部轮流执政，并美其名曰民主宪政。民主只是资本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的方式和程序。民众通过选举将自己的一切政治权利无条件、无保障、无保留地交给资本集团挑选的候选人。
在这种民主中，选票不过是使当选人的一切政令获得合法性的依据。当年魏玛共和国的选票保证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发动世界战争的合法性。如果没有那些选票，希特勒有可能上台吗？即便上台，有可能无拘无束地为所作为吗？至少德国的历史证明了没有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为履行盟约而参战的，也没有发生对异族的大屠杀。美国等国家今天的议会或法院可以限制总统的部分法令。这是一个进步，但作用毕竟有限。美国历史上对总统的弹劾只是为了女人和党争，如同儿戏。
历史也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民主普选是有条件的。但唯心主义者却因果倒置地将其吹嘘成国家强大的政治前提。对唯物史观一窍不通、患上致富焦虑症的国家，因此容易并发民主焦虑症。焦虑症患者不明白西式民主与经济垄断之间的关系，更不明白在垄断经济下的垄断民主需辅之以私法专制才能成功。他们急于模仿表面上的民主形式却不得要领。例如成熟的西式民主是排除了对立阶级的垄断民主或兄弟民主，而粉丝国的民主制往往比西方国家的更“民主”。它们把几乎所有利益对立的阶级和党派撮合到权力中心，结果常以失败告终，轻者暴乱，重者亡国。
中国政府目前对西式民主没有兴趣。但中国的知识精英却迷信不已，虽然对此一知半解或不甚了然。他们以为民主了就可以参政了。其实西方国家的阶级固化比中国严重，普通知识分子参政的机会也比中国难。他们向往民主的热情无可厚非，并从理想而非现实的角度身体力行，与当年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一样天真烂漫。他们批评中国政府专制不透明，用一把主观臆想的、与世隔绝的、高标准的民主尺子衡量本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夸大或捏造政府的各种过失。有些虽然有道理，更多的是过于苛责，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标准和实际。
无知的民主粉丝们还努力地替政府赔罪，不停地搧着自己的耳光，恨不得把裤子脱光把心剖开，让全世界看到他们追随现代文明的心意。于是就出现了因幻觉的过度表演，对社会的过度不满和对政府的过度批评。宁右勿左矫枉过正，让全社会和国家来为他们的作秀买单。这些人因此很容易被人利用，成为别人的工具和打手。一些人的主观愿望可能是善良的。就如善良的羊在丛林世界中会成为猎物一样，他们不仅使自己成为猎物，还会把别人和国家变成猎物。
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或绝对的是与绝对的非。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造出了法西斯狂人希特勒，利用选票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合法化。这足以让善良的人们对任何伪装的正义保持警惕。只有一个标准——不是任何美丽的外衣和形式，而是实际的效果与本质——才是我们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对比的底线和原则。
钟南山先生们，请原谅批评你的人吧。他们与你一样正义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