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度城市化=减少人口 （二）

多度城市化=减少人口      马力

第二部分：城市化的代价和极限

语迟终贵，步紧必摔——再城市化要三思而行

九、城市人口是有上限的

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了资本经济依赖外部市场，因此不能在孤立系统中发展。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外部市场可以是国外的，也可以是国内的。由于外部市场最终是有限的，工业城市的经济受有限市场的限制而不可能无限发展，否则会造成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本质就是劳动力过剩，劳动人口过剩。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的存在就是人口过剩的表现。所谓的内卷就是源于劳力过剩和人均市场不足。这些过剩人口最终会回到农村或去外地寻找工作。这不正是当下的中国城市所发生的情况吗？平均而言，只要城市每户家庭不能生养两个以上的孩子时，城市的非外来人口就会持续下降。由此可见在单一有价的资本经济中，城市人口是有上限的，而不可能无限增加。城市人口的上限取决于外部市场，而不是生产能力或现有的生活水平。

一国的人口也是如此，不能无限增长。国家的人口上限取决于海外人均市场的占有量。国际市场并不为一国所垄断。在全球工业化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可以向唯一的地球市场投放越来越多的产品。许多曾经主要是工业品市场的国家都变成了工业品的供应国。不难想象，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原来供求关系的自然周期会被破坏，市场长期处在了饱和状态。结果就是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因生活条件较好，成本和劳动力比较昂贵，产品质量较高，售价也较高。在国际市场上逐渐被新兴国家的廉价产品所取代。中国产品还因质量不够优秀名牌少而更容易被取代。这就是所谓的产业链或供应链的转移。许多中国人错误地将其说成是去全球化。

供应链转移后，发达国家最初以减少工时来减少生产。但工时不能无限减少，因为要保证最基本的盈利来维持生产。只有一个办法来减少生产，就是减少生产的总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缩小产业规模或者将产业移到别的国家。这正是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也是中国今天正在走的道路。历史证明了中国不可能超越资本经济的规律保持永久的繁荣。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竞争的世界上，一个发展起来的工业国家或城市的工业人口不能无限增大。这是发达国家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失业的底层人口没有足够的购买力维持两个子女的家庭生活，就只能减少生育，造成人口的下降。资本经济国家就是这样以不断淘汰底层人口来提高幸存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平。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前面说过中国城市的失业增加房地产泡沫破裂，本身就暗示了城市工业人口的过剩。许多人却反过来主张进一步让更多的农民进城，扩大永久性的城市户籍人口，饮鸩止渴消解城市过剩的房地产。这远不只是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窟那么简单。无业城镇居民买不起房，买得起也养不起房，使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人口陷阱。卖掉了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即便可以换一套城市住房，也很难在城市找到可以融入中产阶级的工作，生养两个以上的孩子。不少进城后的农民自然会被城市所淘汰。黄奇帆先生在视频中说到世界的城市化没有造成耕地的减少，而是增加。因为从长期来看，城市化能够增加的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有限，只会不断缩小农村市场，使城市工业的发展更加困难。这与许多国家的移民只能保持该国的原有人口，而不能增加人口总量是同样的道理。

十、城乡平衡的重要性

当城市产能过剩有大量人口长期失业时，说明城市人口（不一定是常住人口）在技术上也已经过剩。由于海外市场的大小很难改变，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农村来消化工业城市的过剩产品和过剩产能，并接纳城市的过剩人口。工业城市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就需要更多的农业人口来吸收城市的产品。反过来，农村的人口越多，也能促进城市人口和工业产能的增加。这就是产能与市场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原理。说得更明白点，这种平衡讲得就是，有多大的城市人口和工业产能就需要多大的农业人口作为市场才能维持国家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繁荣。不仅如此，当城乡经济达到平衡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还可以同时发展，甚至人口也可以停止减少趋向稳定。

农村不仅是城市工业的巨大市场，也是巨大的人口蓄水池。当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时，他们与没有生产资料的城市无产阶级不同，不必靠为资本家打工而生存，仅靠劳动资本的直接投资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不需要投资昂贵的教育，拥有城市中产阶级必须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排场，把自己打造成优秀的打工人，获得出卖高级劳力的机会换取更好的报酬。因此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不同，只要能自给自足，生育率和家庭规模可以不受城市中产阶级的高消费限制。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农村可以比城市接纳更多的人口。这就是说农村是一个巨大的人口蓄水池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农村的庞大人口是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户口制，绝大多数人依然生活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比城市无产者的生活容易。没有土地的贫农可以租种富人的土地，也能找到打工的机会。而城市无产者只能靠打工为生，收入低却开支大。只是到了解放后城市居民成了国家职工，有稳定的粮食定量和工资报酬，还有各种刚需的按需分配，城市生活水平才显著高于农村，成为农民向往的生活。如今城市居民的按需分配已经取消，变成了昂贵的商品，消耗着普通市民的大部分收入。绝大部分市民为资本家打工，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过去。为了子女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父母还需付出巨大的教育投资。这些让许许多多的城市居民负上了沉重的债务不得不省吃俭用。

十一、中外城市化的不同

黄奇帆先生在视频中说到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化率达到80%，好像说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所以要加快推行中国的城市化。事实上前面所说的城乡平衡和人口蓄水池是一个具有新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的总人口在历史从来不到五亿。这样的人口基数很容易实现城市化。比如现在中国城镇的户籍人口就超过了6.5亿，而非户籍的常住城镇人口超过了9亿，这些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人口数。如果今天的中国与美国的人口相当，四亿人左右，80%的城市化率也只有3.2亿城市人口。即便是美国都不能让这一点城市人口中的劳动力都能找到制造业的工作，而14亿中国人如果要实现80%的城市化率，就会有11.2亿人生活在城镇，是美国城镇人口的三倍多。他们生产的工业品在满足了自身的需求外，仅仅只有2.8亿人的农村市场，其余的要出口海外。不知道哪里有这么大的国际市场。

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对较低，除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没有足够的国内外市场可以吸收80%的城市人口生产的工业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国家的高城市化率是农村土地兼并的结果，而不是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结果。资本家追求最大利益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国家如果没有法律对土地兼并加以限制，绝大多数的农民会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技术等资源，而在有形无形的竞争中败给资本雄厚的农业资本家。最后只得出售土地沦为无产者。农村无产者除了为农场主打工外，很难找到其他工作。他们只能去城镇寻找零工，毕竟城里的机会多的多，从门卫，清洁，保姆，修理，以及个人服务等。不少走投无路的人就只能靠卖淫，贩毒和盗窃等不法行为维系人生。因此很多城市都有贫民窟和危险区。这样的城市化是不值得羡慕和仿效的。用温铁军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见后面的视频）。

新中国在合作社成立后不久就明确禁止农村土地的买卖，保证了每户农民都有土地的使用权，不至于沦为无产者只能靠进城打工为生。在被西方国家封锁和粮食禁运的年代，城市资源有限。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农村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在农业技术落后，人工耕作为主的年代，农村需要拥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平均每户七八亩的耕地就已经很不容易精心耕作了，何况还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和教学等其他工作。这就是当时户籍制度的来源。没有这样的户籍制度，中国的人口不可能在西方封锁下迅速上升，也不可能形成农村人口的蓄水池，并很难超过旧中国的人口数量，而是约大于有更多优质耕地且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没有这么多人口，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和GDP世界老二的国际地位。

现在中国已经放开了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货币转让，资本大鳄们也早已盯上了那些土地。在产能和城市人口过剩时，投资城市产业的利润还跑不赢农村土地自身的增值速度，因为中国的人均耕地太少。这些资本家买下土地后即便荒芜在那里也比投资很多产业划算，至少不用翻修不会亏损。而无地农民就只能往城里跑。这就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土地兼并，会大大加快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只不过那样的城市绝不是现在想象的那样，人人都可过上高收入和体面的中产生活。而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中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包括说不出口的地下行业。也很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贫民窟与黑社会。由于生育率进一步下降非正常死亡率不断攀升，城市人口最终还是会下降，重新回到与农村人口相平衡的水平，只是总人口更低，向旧中国回归。好在到目前为止农村土地的转让还是以自愿为主。否则上述的一切就会很快发生。

十二、联合国的标准不适合中国

黄奇帆先生在视频中提到不少联合国的标准和数据。但是那些标准是对资本经济国家而言的，不一定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他说联合国确定的农村小农经济可以存活和发展的标准是每户平均拥有30亩耕地（中国现在是7.8亩/户），这样才能在农村推动所谓的适度经营规模的农业经济，使农民的收入达到城市水平。这里说的30亩耕地应该是平整的可用机械化耕作的土地。如果是人工耕作的话，每户三十亩地是做不到精耕细作的，产量会大大缩水。中国的耕地只有少部分在平原地区，大部分处于丘陵和山地。在那些地区可以看到成片的梯田，并不适合完全的机械化耕种。由于人均土地较少，为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许多地方实行间作或套种。一茬还未最后成熟时，就开始在行距间进行新一茬的播种了。因此中国的农民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耕种每户三十亩地。

新中国成立时是一穷二白，没有一点底子。加上西方国家市场和原材料的封锁，发展城市工业十分艰难，所以城市的规模有限。工人可以生产工业品与农民交换粮食。但学生，大学生，服务人员，科研人员和军人等非生产者全靠工人农民来养活。传说那时要二十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那时的城镇居民不能不“剥削”农民。直到今天还有人为当时的农民打抱不平。历史证明了中国农村每户拥有的耕地少于30亩时也可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农民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养活了许多城市人口。如果仅按单位工时的报酬来算，务农的收入确实低于很多城里人。按照那时的计划，农村人民公社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过渡到国营农场。这时全国一盘棋，所有国家职工享受统一的按劳分配标准，逐步缩小工农与城乡差别。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有不少国营农场。很多知情下乡去的实际上是国营农场，属于国家职工，每月领薪水，吃供销粮。

联合国还认为基尼系数低于2社会就会因贫富差别太小而缺乏发展的动力。黄奇帆先生在另一处举例说这就是中国1970到1975年的情况。（见https://youtu.be/WFthkVEJIig?si=lKZRpkFZstN6wvOU）实际上中国整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基尼系数都很小，但有价市场GDP的平均年增长率高于改革开放后。从1970年到1975年的5年里，没有一年的增长率低于零。最高增长率是1975年的8.7%（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生产总值）。西方经济学把竞争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却没有事实来证明，只能靠抹黑社会主义经济来强词夺理。竞争可以提高胜者的效益，却因造成其它企业的破产而降低了社会经济的总效率。改革前后的GDP增长速度证明了这一点。通过改革中国从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从政府到民众都负债累累的国家。即便用所有GDP的真实增长来还债也还不清。

十三、城市化或逆城市化

前面讲过城市化最快的方式是强制性土地兼并。国外的土地兼并不是为了城市化，而只是简单地为了掠夺土地。城市化不过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农村无产者找不到打工的机会而被迫离乡背井来到城市从事最低等的工作。当总人口不高时，城市可以容纳他们。尤其是今天人口下降后发达国家还要靠移民来维持人口，但所需的总量还是很少，所以许多国家都在反移民。然而今天的中国要让几亿农民定居在城里，城市有这么多新增的工作机会吗？

中国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国家，可以容纳无限的人口。现在还是不可再生的经济，每年都要靠外部补贴来维持经济的运转，几亿进城农民和私人农场能改变这种状况吗？大面积的机械化耕作可以提高资本家的赚钱效率，但总产量却是下降的，不如精工细作。所以当土地兼并结束后，为什么不再有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一句话，城市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而是像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许多农民也已见识了城市生活。他们经历了城市产业的兴起，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楼塌了。很多人进城后还陷入了债务陷阱。他们恐怕很难再对城市生活抱有任何幻想。

过去人们抱怨计划生育限制了出生率。2016年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依然在下降。现在已经全面放开了，甚至还有优惠政策鼓励生育，效果依然不彰。此一时彼一时，政策并不能改变一切。连养一个子女都困难，政策还有什么用? 城市化政策也是一样。过去是因为户口限制了城乡迁徙。如今却鼓励农民离开农村，还把土地使用权折算成现金给农民去城市安家。可是很少农民动心。资本都知道土地生产资料的重要性，祖祖辈辈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伯伯怎么会不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现在要收走人家的捕鱼工具，直接给人家鱼，恐怕不会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种用生产资料换生活资料的一次性交易。许多进场农民背上了巨大的房债又丢了工作、就指望着靠老家的一亩三分地度过后半生。

有人很羡慕城市生活。城市居民虽然平均收入高，但开销更大。样样都要钱，从粮食，蔬菜到肉蛋样样都要花钱买。当计划生育的政策结束后，许多城市居民的收入在支付了房贷和各种刚需服务后，难以维持一个多子女的中产家庭，还担心着下岗失业留下一地鸡毛，因而造成生育率的普遍下降。但在农村，住房是自己建的，不用每月付房贷。务农的门槛比较低，不需要太多的教育投资。要供养一个两子女的家庭没那么困难。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城乡精神生活上的差别也在缩小。农民与市民的精神风貌更加接近，不再有以前的自卑感。尤其是新一代农民见识到城市生活的艰辛和坎坷，顾得了自己就顾不了下一代，顾得了下一代又顾不了自己，以致维系了千年的祖宗牌位后继无人，哪还会一脸无知地进城化缘。

另外尊严和自由也很珍贵。今天的职场生活完全不同于四十年前。中国资本家的自私冷酷，在残酷竞争中自身难保，很难有好脸色给打工人。工人盼望着加薪留用，处处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加班加点怒不敢言，心理极不健康。回到家里依然愁眉苦脸拿家人出气。这样的城市生活让人望而却步。当然这不是城市生活的全部。地位和生活的差别同样存在于不同等级中的城市居民之间。由于按资分配的严重不公，市民间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城乡之间的差距，更是超过了农民之间的差距。这不是城乡经济制度的不同造成了，而是城市资本经济造成的。进城农民改变不了这种分配方式，大部分只能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成为新的牺牲品。这种差距更大的生活可能比他们留在农村的生活更加难以忍受。谁都知道这句名言：此心安处是吾乡。失业破产担惊受怕的日子是无法令人心安的。

黄奇帆先生在前面的视频中说城市资产可以挣钱。这大概是指房地产的通胀吧。跟着通胀走的资产即便涨价也不能变现，因为要居住，还得花钱维修保养才能保持价值。如今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许多市民只剩下负资产和几十年的债务。只有少数富人才有所谓的资产。而农村土地和使用权也会涨价，还能生产农产品或短期出租卖钱，维护的成本却更低，农民不会算不清这笔账。中国的农产品永远不会嫌多，因此农村决不会变成底特律那样的铁锈地带或鬼城。至于曾经让中国经济学家期待的城市服务业，就更是个梦想。商用服务业是蚕食制造业的利润，民用服务业不创造独立的价值而是对富人财富的再分配。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已经很低，不可能养活太多的服务业。而中国富人省吃俭用，喜欢白嫖，不愿化很多钱享受服务。美国的服务业发达主要靠廉价商品进口养肥了各级商贩，分走的是外国制造商的利润。美国资本家还可以用国外获得的利润发展本国的服务业。中国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服务业很难兴旺发达。

最后说说一个被大家忽略的城市病。根据2024年10月的报道，中国有约9500万抑郁症患者，每年大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症。（见中疾控最新研究揭示：国内9000万抑郁症患者）研究发现患有重度抑郁症的人群中，男性、城市居民、中青年（60岁以下）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死亡风险更高。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困扰，每40秒就有一人因自杀而失去生命，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自杀人数占全球自杀人数的77%。人不患贫而患不均。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居民，贫富差距大，穷人生活更加困难。在许多人看来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于是没有人同情他们，认为他们生来就应该受苦，睡大街扫大街。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破罐破摔，吸毒自杀，走上了自甘堕落的道路。看来抑郁症已经成了一种新的城市病。

综上所述，如果中国不实行强制性的土地兼并，而是坚持自愿进城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化不会发展很快。资本经济离不开外部市场。中国的人口很大，人均外部市场有限。因此中国的工业人口和工业经济水平都不能无限发展。中国必须走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追随其它国家的城市化率。即便以土地兼并实施强行城镇化，好几亿穷困人口的城镇将成为中国最大的麻烦、连吃饱饭都是问题。而城市人口和总人口都会急剧下降，资产价格也会一落千丈。那些放弃了农村土地而进城的人更是追悔莫及。一边是城市人口的下降，一边是农村人口因抚养成本低而继续增长，完全可能出现城市化率不增反减的逆城市化现象。

十四、美式农场养不活十亿人口

目前为止大部分中国城市的工业经济是非再生经济，不能自给自足。农村转向城市的人口并不能创造更多的人均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只能通过缩小家庭减少生育后代来淘汰底层人口。表面上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例，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和总人口的减少。说到底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和人口总量不取决主观计划，而取决于外部市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制造业人口过剩的苗头，许多厂家甚至离开了中国。同时由于服务业落后不能填补制造业留下的空缺，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预示了城市总人口也正在过剩。龙游浅水遭虾戏。城市发展的路遇阻后，不是反思有没有问题，而是寻找新的处女地来糟蹋，油腻的资本家就想到了农村。羡慕美国的机械化农业，因为耕作容易效益高，又是一个暴发的好机会。按照美国农场的效益，中国只需要几千户农民就够了。这是中国城市化理论的又一个表面依据。

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耕地，大概是166.5万平方公里。这只是已经开发的部分。还有到处都是的森林和资源保护地没有开发。而中国则因地势复杂，虽然总面积是印度的三倍，耕地面积却小于印度，只有150.4万平方公里。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根据人口密度的断崖式变化而划出了一条直线，胡焕庸线，从黑龙江省的黑河连接云南省的腾冲。下图是将胡焕庸线叠加在维基百科2020年中国入口密度的分布图上。这条45度左右的线将中国分成两部分。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只占国土面积的43.8%，但集中了94%以上的总人口，自古以农耕经济为主，中国大部分的耕地分布在这个地区。线的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有大片的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

尽管美国的耕地面积较大，但粮食产量不如中国。就以2018年来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是6.58亿吨，美国是4.4亿吨，是中国的67%。这固然与实际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有关。但另外的因素也很重要。在土地质量相同时，先进的机械化耕作固然效率更高，却不保证产量更高。中国的资本家羡慕的是美国农场主赚钱的效率，而不是生产粮食的总量，所以要大力推广高效率的农业技术。中国目前已经需要每年进口大量的粮食，如果采用高效率低收成的农业技术，中国可能找不到足够的进口粮食养活十多亿人口。即便有，价格也会比现在高出很多，只怕让做梦靠进口便宜粮食为生的财主们饿死在路边。另外美国耕地大多数在平原地带，气候温暖风调雨顺，适合机械化作业，而且单位面积的产量也不低。这也是中国学不来的。

中国需要推广机械化，但不能靠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因为中国山地多丘陵多，很多地方布满梯田。适合机械化耕种的只有几大平原地区。在地貌复杂的地区增加粮食产量只有靠投入更多的人工，实行一年多季的耕种方式。每年都要有旱地与水田的交替耕作，还需要推行间作与套作与时间和季节赛跑。这些并不适合目前的机械化作业，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完成。中国农民的人工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粮食价格也高于其他国家。这也是中国的人均耕地很少却能养活十多亿人的秘密。而美国资本家为了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在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下普遍采用每年一季的耕种方式。这样就不用购置可用于不同季节不同作物的各种机械设备，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工。每年做一样的事，熟门熟路，请些零工和偷渡工就打发了。休田期间还可干其它工作。但这样的农耕方式完全不适用于中国。

十五、中国城乡的发展道路

那么发展中国农村的道路到底是什么？在找到答案之前不妨想一想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不能是什么。

1、不能是不顾长远利益的权宜之计，比如诱使农民进城买房以便消耗房地产库存，让资本家收回投资。

2、不能只顾资本家的利益而陷农民于不义之地，失去家园后又找不到工作。

3、不能不考虑城镇人口的容纳限度，将农民视作城镇的过渡人口，在贫困中自生自灭。

4、不能以增加城市就业的压力，拉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来满足农业资本无法满足的贪婪。

5、不能为了提高资本的效益而减少粮食产量，增大粮食进口, 中了西方国家的管仲之计。

6、更不能以大幅度减少中国人口为不可告人的目的，使兼并农村土地的当代圈地政策得以实现。

这些只是一部分，也是制定政策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因为每一条的后果都很严重。

签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且质量不高，中国的城市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容纳80%的总人口，而农村也达不到美国农场那样的经营效益。如果不想用强制性的土地兼并政策迅速减少总人口实现其它国家那样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还只能在城乡平衡的基础上，靠改革经济体制，发展以内循环为主的自主经济，进一步扩大城乡多种经营自给自足的能力，从非再生经济中解放出来。目前已经有不少人在考虑中国未来城乡发展的道路。可以看一看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一个视频。

视频提到未来的中国要实现城乡一体化，也就是有工农业相融合的城镇化，而不是西方国家与农村泾渭分明的城市化。这个一体化不只是预算上和土地使用上的一体化，而且是在行政管理和经济循环上的一体化。目前有可能做到的是让农村走上国营农场的道路，这是人口大国解决农村问题保持庞大人口的唯一出路。这样才能实现城乡经济的统筹兼顾，真正做到城乡一体化，最后消灭城乡差别。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固化起来。中国可以利用原有的城乡平衡的优势把中国的农村建成农业城镇，农民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务商或务别的。这将是中国为人类开创的一条新的城镇化道路，避免土地兼并带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