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被当成上访人员

  “过来过来，你们俩。”在通州北苑地铁站检票口，一位大盖帽老兄——城管还是保安（我总是分不清，因为态度都挺牛），把正要进站的我和儿子拦住了。

  “把身份证拿出来，到那里登记一下。”大盖帽说，他歪了歪脑袋，用下巴点着检票口旁的一间小屋示意了一下。我看见有个年轻小伙子正朝那门里走去，估计也是被拦住的。

   “我没有身份证。”我说。

   “什么？没身份证？”大盖帽的眼睛瞪了起来，一口京腔嚷嚷得过路的人直看我们。

    我赶紧解释。“是这样。我一直住在国外很多年，身份证早过期了，我也没带着。”

    “那，你有什么证件能证明你的身份呢？护照有没有？”大盖帽问。

    “护照我放家里了。”我一边说着，连忙打开包乱翻一气，指望能翻出个什么玩意儿来证明我是个良民。可是回国前我把借书证呀驾照什么的都放家了，这次在北京住朋友家，护照也放人家里没带出来。现在钱包里只有一张JCB信用卡。“我只有这个。”我拿出信用卡给他看。

    “嗨，这能证明什么呀？！上面又没写你是谁，干什么的。”大盖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

    “那怎么办呀？”我有些慌了。倒是听说过城管会在街上逮着人查居留证，可仗着自己长得不像民工，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番遭遇。我有些后悔，早知道至少应该带份护照复印件在身上呀。听说没证件的话，弄不好会给带到局子里蹲一夜。要是进去了就不好说啦，让你躲猫猫你不干都不行，你想，就连身强力壮的湖南大学生都没熬过去，我这身子骨绝对不盯。

    “我们真的是从国外回来探亲的，怕小偷把护照偷走了，所以没敢随身带着。”我只好尽力做出诚实的表情，用非常诚恳的语调解释道。大盖帽盯着我，像在琢磨我是不是在撒谎。我手还在不断地翻着包，企望能有奇迹发生，但终于绝望了。包里的玩意儿真不少：钱夹子、眉笔口红梳子小镜子、效率手册、笔、瑞士军刀、指南针、小手电、手机、手绢、纸巾、巧克力......却没有一样东西能证明得了我是谁。一时间我一筹莫展。

    我头一次发现，如果没有那些身份证介绍信什么的，一个人要想证明自己是谁，并且让人相信自己真的是谁，还确实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

    幸亏儿子英明，他为了能买半票，把学生证带来了，上面印着他学校的名字，他的名字，还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他穿着黑色校服，笑眯眯的，脖子上清清楚楚压着一个校徽纹样的钢印。

   多亏这张学生证！大盖帽挥挥手，终于放过了我们。我和儿子长舒了一口气，走向检票口的时候，听到后面大盖帽甩过来一句话：“你们不是来上访的吧？”

    我没说话。我想这大概是大盖帽想表现一下他的“幽默感”吧，但儿子很诧异。

   “妈，他为什么问我们是不是来上网的？这里又不是网吧。”他不懂上访的含义，听成了上网。

   “不是上网，是上访。”

   “什么叫上访？”

   “唉，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回头告诉你吧。”

     儿子两岁到日本，现在快高中毕业了。今年春假我带他到北京，让他看看故宫天坛颐和园鸟巢，想趁他离家独立生活之前，给这个在异国他乡长大的小华人上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没想到刚到北京第二天，上的第一课就是：什么叫上访。

    我百思不得其解。在一个春光明媚和平宁静的早晨，一个长相淳朴憨厚（绝对不像被通缉分子），穿着干净整洁（绝对不像逃难要饭的），举止文雅庄重（绝对不像精神病。根据某位大学教授的理论，干这个的精神都不正常）的中年妇女，带着一个留着寸头背着书包、长相与中年妇女十分相像的高中男孩子（无拐骗青少年之嫌，当然也不会是乱搞男女关系），既没有贼眉鼠眼东张西望形迹可疑，也没有随地吐痰乱闯红灯不听工作人员指示逃避行李检查（没有任何违法乱纪之举），俩人都操着标准的普通话（虽然带点儿地方口音，但绝对是国人无疑），走在首都的地铁口，却突然被命令站住，要你拿出证件检查,因为怕你来告状。

    心里有些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