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人长久（二十九）(小说，纯属虚构)

    瑞安坐在那个一巴掌宽两巴掌长的小板凳上，时不时抬头凝望大堤上的柳树，和高高挂在柳树上空的那半个月亮，然后装作无意的样子看大姐一眼。

    大姐在瑞芳感染下，暂时忘掉了心中担忧，脸上恢复了她那让人一见，如沐春风的笑容。银白的月光洒在那张春风桃李般的笑脸上，瑞安仿佛觉得有一丝丝柔和的光线从大姐脸上散射开来，将自己包围，心里暖融融的，这是他来白沙村一年多来，心里第一次感到如此甜蜜温暖。

    瑞安一家去年春天从北京下放来到白沙村，给瑞安的心理和身体几乎造成致命打击。他清楚记得全家人下了火车，跟逃荒一样，背着大包小包，相扶相携来到白沙村的那个下午。

    那个小火车站，离白沙村二十多里地。当时来接他们的是老闷，穿着一身补丁摞着补丁脏兮兮油腻腻的灰棉袄，推着一辆独轮车，说快到清明时节了，人马牛大车小车都忙着往地里送粪，所以只能用这一辆小推车来接他们。老闷将几件大的行李铺盖和箱子放到推车两边捆好，紧了紧束在腰间的那根粗布腰带，推起车在前面领路。教授一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浑身筋骨跟生了锈一般，走在这乡村的路上，暖暖的春风像是润滑油，大家的身体总算舒展活动开来。

    春耕季节，路上有许多象老闷一样的青壮年劳力，穿的和老闷一样破烂，肩上搭着拴在车把子上的麻绳带，弯着腰弓着背推着小推车，车上两只长长的偏篓，装着捣得很细的土粪，土粪散发着一种不臭但却腐朽难闻的味道，地里则有许多包着棉围巾的妇女，一锨一锨将土粪均匀的扬撒到地里。

    经过几个村庄，街道上总会有一些老人小孩，或倚着破烂的门口，或坐在低矮的墙根，或站在仿佛要坍塌的屋山脚下，用怜悯的目光望着他们，指指点点。那个时候每个村里总有一家两家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改造的右派家庭，人们并不陌生，从这一家人的穿戴上，知道又一个右派家庭被赶出了城市。

    开始的十来里路，一切看着新鲜，虽说路面坑坑洼洼，一家人走的还算轻松。过了灵山公社，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走不一会，鞋子就会粘上厚厚的一层泥，不得不停下来，到路边找块砖瓦石块将厚泥刮掉。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多数时候，瑞安要背着母亲，教授和瑞芳轮流抱着只有六岁的瑞清。没下雨之前，老闷还让瑞清坐在自己的车梁上，推她一会，但是一下雨，泥泞的路面人走起来都费力，推着车简直就是逆水行舟背着石头上山了。车轮粘上泥，车轮的辐条上也夹杂上泥草，车轮很多时候不是在转动，而是在滑动，老闷的脸上汗水雨水滚滚而下，教授一家人的身上也都沾满了泥巴。

    这就是报纸电台每日每夜宣传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吗，跟电影里旧社会穷人逃荒的景象似乎完全一样。瑞安每次蹲下来刮掉鞋上的草泥，抹掉脸上的雨水，心里都会这样想。可是想归想，这种想法却不能跟父母讲。眼前这位不声不响的贫下中农，是不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派来监视自己一家人的？父亲就是因为一句无意的话被打成右派，至今还不知道谁揭发的。当时的社会什么都落后，唯有一样，也许是全世界最发达的，那就是对人们言论的监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好像有特异功能，生着千里眼顺风耳，无论你在多偏僻的地方在多隐秘的角落，你说的话，甚至你说话的气味，他们都能听到闻到。

    去年年底县里的柳腔剧团到沽河村进行忆苦思甜革命教育演出，学校组织学生观看，看后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忆苦思甜的作文。瑞安那时已到沽河中学教学，记得那出柳腔戏名叫《一块银元》。故事说的是一个小男孩因为家里穷向地主借了一块银元。因为还不起钱，地主将男孩的姐姐抓去作丫头。有一天，男孩跟他母亲听到街上人声鼎沸，锁呐声声，他出去一看，原来是地主家给老地主婆送殡。小男孩挤在人群中，看到他的姐姐和一个年龄相当的男孩，分别坐在一个纸扎的莲花座上，穿着漂亮的衣裳。小男孩大叫姐姐，姐姐却目不斜视，毫无反应。 男孩的母亲在一边却已经昏倒过去了。原来小男孩的姐姐给活生生灌水银，放到莲花座上，给老地主婆陪葬去了。男孩的母亲后来疯了，小男孩每天拉着母亲走村串巷，讨饭度日。

    瑞安当时看了那个演出，看到最后小男孩浑身褴褛，领着蓬头散发衣不蔽体的母亲，走在枯草遍地寒风呼号的乡村路上那一幕，不知怎么就想起一家人来白沙村的那个下午，觉得自己一家人很像是那对逃荒的母子。一个从小娇生惯养在首都北京长大的文艺青年，只是因为父亲的一句话，却要背着沉重的自己并不知道的罪恶名，来到白沙村这个落后的小乡村，绝望和孤独，有多少个夜晚，瑞安差点走上自杀的绝路。

    但是自从认识了大姐，他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