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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让母亲和舅舅感到安慰的是,孩子们学习都很好,一点不用大人操心。
诗芸刚上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学校停了课。她们像被解放了一样,每天除了完成妈妈布置的功课,三姊妹有空就上山拾松果,或去江边码头上看船、捡漂亮的石头,江水不急的时候,去到码头旁边一堆伸到江中的大石头上,江风吹来,她们散开长发,张开双臂,大声吼叫,到是自在得很。
舅舅和母亲严厉地说:“你们在家和附近怎么玩都可以,就是不准到外面当什么‘红卫兵’、‘红小兵’跟着大孩子闹。谁敢不听话,就别想留在这个家里。”
运动开始两年来,三个女孩遵照长辈的嘱咐,不参加任何“革命行动”。门前经常有游街的队伍走过,她们挤在门后从缝里往外看;后来拿着砖块、石头的人群蜂拥而过,她们就赶快关门;再后来,远远近近不时稀疏不时密集的枪炮声,总让她们心惊胆战。而舅舅却不得不去单位“促生产”。这时诗芸才知道舅舅是外贸部门的小职员,外贸部门现在也“造反”了,舅舅老老实实干活,从不惹各方人士讨厌,运动对他的冲击不大。领导被关押的时候,他偷着帮他们传个口信、悄悄送点东西什么的,帮他们解决了一些困难。
诗芸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武斗开始后一段时间就经常悄悄回家。后来武斗升级,学校完全瘫痪,谁也不在乎一个不中用的老太太的去留,妈妈也就回到家来,舅舅的房子不大,母亲决定带诗芸搬回自己的房子。
诗芸绑上围腰、挽起袖子和母亲忙了几天,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好家具杂物,准备完毕厨房里的各种用品,家又变得温暖而清爽。于是她们从舅舅那里搬回自己的家。
诗芸把两个妹妹拉来,说:“你们看,我这里多宽大啊,以后你们可以经常到我这里来,就是想住在这里也没有问题。”
瑞琦说:“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跳皮筋,玩修房子,这儿踢毽子可以踢很高,不怕踢丟了。哇,真好。”瑞瑗高兴地说:“我可以在院子里跳舞,太好了。”
晚上,诗芸和母亲坐在矮椅子上, 母亲理了理诗芸的头发,说:“芸儿,我们就住这里了,妈妈身体不好,年龄也大了,等运动结束,恐怕也不能再上班。但愿你长大有份好工作。你没事多看看书,我看,在哪里借几本书回来学学,怎么样?不过写字和诗词还是不能丢啊。”
诗芸说:“妈,你的主意不错,我正愁找不到书看,到哪去借书啊。我最喜欢看那些连环画和童话故事。”
三个女孩乖乖地在家里学习和做家务事,却必须跟着政策改变她们的少年生活。那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诗芸是独生女,母亲又有病,政府没有要求她下去;不到十六岁的琦瑞却摊上了下乡当知青的命运。
大妹要走了,前一天晚上诗芸和瑞琦挤在一张床上,瑞琦伤心地说:“芸姐,我这下子就是农民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说不定我这辈子就留在农村了。。”
“琦琦,不要怕,农民自由些,你把书带上,有空多学学。你还小,不会做的农活,只好慢慢学,重活、累活,不要勉强。不舒服就请假回来,我妈经常去医院看病,和医生很熟。”
第二天一大早,全家送瑞琦到区委门口上车去苍溪。舅舅背着瑞琦的大背包,拎一口木箱子,一边走一边说:“琦儿,你一个人去农村,那里的情况我们全不了解;农活你不会做,不要蛮干,身体要紧。那些地方生活肯定很苦,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爸爸和姑妈不在身边,你和女同学在一起,多忍让点。实在过不下去,回家来爸爸养你,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
姑妈拉着瑞琦的手,眼泪一个劲流,说“琦儿,川北是贫困山区,苍溪又远又穷,来回的路也不好走。姑妈别的都不说了,就一句话,女孩子独自在外面,处处都要懂得自尊、自爱,懂得保护自己。你爸爸说得对,如果农村不好待,就回家。”
瑞琦抱着瑞瑗,泪水直掉:“媛媛,爸爸就交给你了,姐姐不在,有事就去找姑妈和芸姐。你喜欢跳舞,叫爸爸注意一下,看有没有学的机会。”
诗芸却什么也没有说,她知道自己只要一开口就会流泪。该上车了,知青们踏着卡车的车轮翻过车帮或从车厢后面手攀木板,挤着往上爬。诗芸用力推瑞琦从后面爬上卡车,再把行李递上去,知青们坐在行李上,车子被挤得满满的。周围全是送行的人群,个个脸上都是泪水。汽车开出好远,大家还站在那里久久张望,他们的心也跟着车上的孩子远去了。
最知心的妹妹走了,诗芸的心像被掏空了似的,整天失魂落魄,而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却一点也不知道。她除了经常去照顾舅舅和瑞瑗,就是学习、练字、做家务。这年,她才十七岁。
然而瑞琦却只能偶尔回来看看,知青们有严格的纪律,不是想回家就可以回家的。她在农村锻炼了两年,后来知识青年回城,舅舅提前退了休,把工作的机会给了瑞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