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10

                            名医小孃

      爸爸被关押不久，妈妈和小孃都被定成“反革命分子”被“包夹”起来，失去了自由，（包夹的意

思是：由两个人共同管制）她们每月要向包夹人汇报思想和行动，还要参加无休无止的义务劳动。

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两位母亲咬紧牙关，相互勉励、相互安慰，携起手来，以她们伟大的母爱、

坚强的意志把我们五兄妹培养成人，再苦再累都不让我们耽误学习。苦难中，我们一家抱得更紧，

爱得更深。

      小孃李华章每天早出晚归。虽然是医生，但因身分是“反革命”，不同于常人。早上，她得比别人

提前去收拾整理，下班后，大家都走了，她还要打扫干净诊所才能回家。在诊所里她总是低人三分、

忍气吞声地既当医生又当工人。小孃看病格外小心，望、闻、问、切，丝毫不敢马虎。她医术高明，

对病人态度又好，桌前总是排着长队。这就招来有的医生不满，她经常被挖苦、嘲弄、谩骂，稍有

不慎，就遭严厉的批判斗争。那时，她是说什么就错什么，不说什么也错什么，小孃吞下的苦水真

是不可斗量啊！即使这样，小孃仍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坐牢一年半（八十年代平反）。

      那时，医生都要下乡巡回医疗，诊所的人都轮流下去。小孃是必须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几乎每

次必去，一年在家的时间屈指可数。幸亏有奶奶，小孃才不耽心她那两个幼小的孩子。小孃每次都

被派到不通公路的边远山区，背着沉重的药包翻山越岭，一步一步在陡峭的山路上跋涉。每到一处，

队里的人都坐下休息，她却先要去做好队里的后勤服务，当好队里的工人，所以她比其他人都累，

但她总默默地承受着。有时，上山下谷要走好几天，一路上，小孃用最大的毅力坚持着，当她拖着

沉重的步伐回家时，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小孃也就这样走过二十多年，熬成了老人。但她老

了也得参加巡回医疗，六十岁多的老人背着药包跋山涉水，每次回家，双脚满是血泡，腿肿得不能

下地。再加上没完没了的义务劳动，小孃累死累活都看不到希望。

      每到“运动”时期，小孃都要被抓去斗争，有时在诊所斗，有时在街道斗，挨打、挨骂、罚跪都是

家常便饭。妈妈病重出不了门，街道就组织人到家里来开批斗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孃和其他四类分子经常被弄去游街，地、富、反、坏、右胸前各有黑字标记。

每人头上戴着巍峨的纸糊高帽子，帽下露出乱糟糟的头发，造反派用席子裹着这些人的身体，把她

们一个个裹成桶的样子，身体滚圆，蓬头垢面。两支手从席子上挖的洞里伸出来，拿着铜锣和捶子，

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被逼自报身份。小孃也是低头不停地敲一下锣，说一声：“我是反革命。”一

群被弄成奇形怪状的人，迈着杂乱的步伐，拖拖拉拉、跌跌撞撞地走在大街上。造反派驱赶着他们游

街，还不断高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路上围观者甚多，有人随手捡起石头、烂菜、木棍扔过来，

打在小孃的头上、身上、脸上。每次游街完毕，除了身上的伤痕、脸上的污秽，最让全家心痛的是小

孃那倍受摧残的心。小孃咬牙坚却难于熬下去，奶奶最会察言观色，从小孃表情上的细微变化，看出

了她的心思。是奶奶的关心、开导和支持使小孃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承受了被踩在脚下的熬炼，

好不容易等到“平反”的那一天。 “平反”后之後任過甘孜州及康定縣的政協委員小孃被四川省评为

名老中医，继续用她那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

小孃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是她给家里生病的人看病拿药，幸亏有她，二十多年来，我家没有一个

人住过医院。妈妈的红崩症和因此而造成的严重贫血，都是小孃精心治好的。三哥患了伤寒症，

连续好多天高烧不退，满身红斑，腹泄不止，家里没钱送他进医院，也是小孃从鬼门关把他抢了

回来。小孃也活到八十七岁高龄，2000年11月离开了我们。

                                  成长总是快乐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平常都抢着帮妈妈做事。妈妈病重不能出门，她每月的书

面汇报就由我帮她转交给包夹人。她不能参加义务劳动，就由我们几个孩子轮流代劳。从此，

每次衣衫破旧、低头弯腰的“四类分子”义务劳动的队伍里，就多了一个十来岁的瘦小孩子，我

们低眉顺眼地走在乱糟糟的“坏人”队伍里，在监管人员恶狠狠的眼光下干着又脏、又累的义务

劳动，简直是无地自容。我心里充满了屈辱、自卑，我的心在流泪、在流血啊！但我还得硬头

皮走下去。为此，我们平常走在街上，我们经常都有做不完的义务劳动，比如扫厕所、扫大街、

修路、栽树等等，这些革命群众不愿做的事，都由“四类份子”去完成。

每周星期六下午要扫院子，居民小组长一喊，我就赶快就拿起扫帚下楼，这种劳动对我来说压

力不大，一是因为扫自家的院子，更主要的是邻里们都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他们不歧视我。

            让我最伤心的是到外面去栽树、修路等。那个年代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繁多，随便哪个

组织都可以任意支派“四类份子”干不完的义务劳动，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每当通知第二天要修路

或者栽树，晚上我就蒙着被子悄悄地哭。第二天早晨妈妈看见我红肿的双眼，心疼地说：“孩子啊，

是我们连累了你，你不想去就算了吧。”我说:“不行，我必须去。”我知道如果我不去，那些人

就会来找麻烦，到家里来批斗妈妈。妈妈她劳累成疾再也经受不住批斗了。一路上，我排在“四

类份子”的队伍中，把头埋得低低的就怕碰见熟人，听到有人在小声的说：“怎么有这麽小的四

类份子，不知她犯了什么罪才来劳动改造。”霎时，血一下子冲上我脑门，脸涨得通红，我恨不

得地下裂开一条缝钻进去，因为这事，平常我还经常遭到一些人的辱骂, 但我们只能把屈辱和愤

怒埋在心底，从不告诉妈妈。就这样，没完没了的义务劳动，伴随着我从少年走到青年，从青年

走到成年，直到我结婚成家后才摆脱掉。

    我们兄妹很懂事，学习都很努力，从没有让妈妈们操过心。1962年大表哥刘洪豹已上高三，三

哥李国智也进入高二，两人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还担任了科代表，但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孩子，

两个人都被学校勒令退学，他们不得不就此告别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妈妈和小孃都很伤心，她

们逆来顺受、苦吃苦做，一心想把孩子们培养成材，如今连这个梦也破碎了。

      为了减轻母亲们的重担，也为了自己的前途，哥哥们四处奔走找寻工作，但我们这种家庭

的人，什么单位都不会录用，谁听了都摇头，就业的门路全被堵死。当时群众组织起来的建筑队，

活重、工资低、无任何保障，一般人都不愿去。两个哥哥就去那里拜师学木工、泥工手艺。可是，

“四清运动”一来，这种无人肯干的工作也不让他们干，从师未满三年，就不让师傅带他们了。

他们和母亲们一样，也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上山伐木、挖药材、抬条石、拉架架车等，总之，最

苦、最累、最无人干的活他们都干遍了。哥哥们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传承

了李氏家族世代相传的精神，也让母亲们感到很大安慰。

      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又理所当然地成了斗争的对象，除了例行的挨斗、游街外，“红卫兵”还

来抄家。这次只能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抄了半天，除了十几年的尘埃和地上的老鼠屎，翻不到任

何他们看得起的东西。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今天真倒霉，怎么走到康定最穷的一家来了，

什么也没捞着。”

我从记事起，就深感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与别人不一样，我们总是比别人矮一等。等我长大，

靠自己劳动挣钱来帮助妈妈撑家已经非常必要了，但它对于我来说却又是不敢奢望的事。和

我同龄或者比我小的人都分配了工作，而我除了义务劳动忘不了我，安排工作却根本轮不上

我。我已到了应该自己养活自己的年龄，我想，没有工作我或许可以找点临工做，于是去找

有关单位，诚惶诚恐地恳求道：“我妈妈病重，不管多苦多累的工作我都愿意做, 哪怕只是短

期的也可以。”负责干部斜着眼，拖长了声音回答：“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人？谁给你那么

大的胆子，竟敢来和贫下中农抢饭碗！” 我低着头，心里那苦味就没法提了。我仰望苍天，多

么无望, 多么无助啊! 现在我唯一的活路只是在家跟着妈妈学织毛衣、做针线活儿，我还包揽

了里里外外的家务事。也就从那时起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承受，也学回了吃苦耐劳。

在那段日子里我没有与同学来往，就连最要好的朋友都失去了联系，有时在街上远远的看见

她们就赶快躲开，生怕连累别人，更怕看见蔑视的眼光。

       在四处奔波找活干的日子里, 我结识了一位憨厚、老实的工人,后来我和他成了家。作为房

管部门的家属,我现在不愁没活儿干了。房管科主要是管房屋的维修管理，还要修建职工宿舍。建

筑工地上的工作很繁重，开始我只能干点杂活，给泥工师傅打杂。我背水泥、背砖、背瓦、背

，担沙灰上几层楼的房架，上房翻瓦捡漏，甚至掏厕所出大粪，我干着各种和男人一样的活。工

作虽然又累又脏，但是至少我能够正大光明的为自己的生存、为病弱的母亲和养儿育女那份责任

而付出我的劳动。

     我的心里有一个计划，我不会永远干这份工作，从这里开始，我还要往前走。慢慢的我向老

师傅学着做一些技术活儿，像安电灯、安门窗玻璃等，我向前迈开了脚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全家长辈相继得到“平反”，后来，我也从临时工转正，终于有了一份正式工作。但我还是没有满

足，妈妈的话时时激励着我, 我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我努力抓紧时间学习进修，终于考上了成

人中专。可那时我已经四十岁并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班上的同学比我小很多，他们的基础比我

好，反映也快。我只能笨鸟先飞，用十倍的努力，百倍的刻苦，来弥补我的不足，终于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后来我又考上干部，成了国家公务员。

1975年，爸爸终于被放回来了，紧接着的几年，爷爷、大伯和大婶、小孃和小姑爷、爸爸

和妈妈都得到平反。可是爷爷、大伯、小姑爷早已冤死狱中，一家人再也没有团圆的可能

了。爸爸平反后，一如既往投身于康定的小水电站的建设，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继续

为康定人民做贡献。2006年夏以九十高龄病逝。

现在，长辈们都相继离开了我们，我也从几个月的婴儿步入了老年。我们兄妹永远忘不了

过去那漫长的受苦受罪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奶奶、妈妈、小孃在艰苦日子里表现出的吃苦

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那就是她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