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16

二哥李国忠  

父亲弟兄们的继母——我的奶奶，是贫农的女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眼看斗地主的场景，两个儿

子都被抓走，她非常害怕，就悄悄回了娘家。不料回家不久就被工作组派人抓回安仁镇，当晚便开会斗争

她，深夜才放回家。那是195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七十多岁的奶奶被罚跪，并用凉水没头没脑地从头顶浇

遍全身，老人紧咬着咯咯打颤的牙齿，强咽着哽得硬硬的喉咙，冷得颤抖不已。奶奶胆子很小，经受这样

的刑罚，对未来已看不到任何希望，第二天早上吊死在猪圈后的屋梁上。幺婶也经历了这次斗争会，深夜

回家后一直守着奶奶，可就在幺婶疲惫打盹的一小会功夫，奶奶就走上了绝路。孩子们循着幺婶的哭声来

到猪圈房，看到人们正把奶奶放下来，奶奶的身子还是软软的。奶奶是建政后二爸家屈死的第一个人。她

带着对儿孙们的不舍、带着对生命的眷恋，怀着对阶级斗争极大的恐惧毫不犹豫地投入死神冰冷的的怀抱。

二婶从牢房里放出来后，面黄肌瘦，身单力薄。一家四口，政府只分给二婶、六妹和四姐三个人土地，

能种稻谷的好地不多，其他的地在两里外，且难于耕种。

    二婶身材高大，却是一双小脚，走起路来上重下轻，照样得带着三个十来岁的孩子下地干活（1952

年秋，五哥李国孝已从我们家回到安仁镇），秋收后交了公粮和统购粮，已所剩无几，每天只吃两餐，

节约着过日子，勉强能维持到春节，春节后就没有粮食吃了。饥饿的人是不会挑食的，只要能吃的东

西二婶和孩子们都吃：米糠、苕菜、牛皮菜、红薯叶、野菜这些喂猪的东西都成了她们的主食,不能讲

什么营养, 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要说营养, 这里面最好的就算米糠了。可谁会把自家的米糠白白给你

呢? 二婶只能常去打扫碾房地上和墙壁上的米糠, 当然还伴有无法除去的壁灰和尘土。那墙壁上的米糠

是最好的, 特别细，不论和哪种菜拌在一起都比较好下咽。因为没有油, 甚至连盐巴都买不起,其余的

糠难下咽不说, 还不容易拉出来。

建政后，李育滋公馆和老屋, 都住有解放军部队, 他们的几条猪就养在二爸家的猪圈里, 饲养员每天

挑着泔桶来喂猪。二婶瞅准机会, 偷偷从桶里捞些饭菜面条之类, 淘洗后煮开给孩子们食用, 算是改

善一次生活。特别是面条, 那可是好东西, 虽然经过淘洗, 姐妹们还能吃出它的美味和能量。

    冬天来了，树叶枯黄，野菜全无，只好靠挖芋荷杆充饥。芋荷杆煮不烂，嚼不碎，吃在嘴里有一股

麻麻的带苦涩的味道，但哪怕再难吃, 一家人饿极了, 没有别的选择, 就只有象数颗粒那样, 一点一

点把它哽下去,用以哄哄肚子。这种东西吃下去是什么样，拉出来还是什么样，三个孩子瘦得皮包骨,他们

只能这样苦熬着。生活的重压让二婶喘不过气来, 加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与挨不完的批斗, 使她求生

不得；但看看身边几个失去父亲的幼小瘦弱的孩子, 她又求死不能。她以最大的努力勉强支撑着, 可身体

却日渐衰弱, 最后她还是不能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 残酷的现实让她顾不上食物的卫生, 那些生的、冷的、

脏的、半生不熟的东西都是不可多得的食物。不久,她就开始拉肚子，在无钱医治的情况下，病情一天天恶

化, 终于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几个孩子太小，几年来家里遭受的种种灾难，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

了深深的恐惧，他们见谁都害怕，不敢向任何人求助，只是在稻草和床板上挖一个洞，床下放一个瓦盆。

二婶那带血的脓便一滴滴往下流着，孩子们趴在床边小声地哭着，眼睁睁看着母亲的生命一点一点地流逝。

最后，二婶软弱无力地抓住三个孩子的手，说不出话来，撒手人寰时，眼睛一动不动地睁得大大的，她是

放心不下她的孩子们, 特别是她那最小的女儿, 她是死不瞑目啊! 从此，几个孩子成了孤儿，小小年纪就

得去面对残酷的人生。

      一个好心的邻居，看到孩子们太可怜，偷偷给了他们一些米票，三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去领米回家，路上饿

极了，抓着生米就往嘴里扔。

      一次，全家已两天没有吃饭，四姐李玉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见路边有颗花生米，她捡起来端详一

番，真舍不得吃它呵，先感受一下它的香气，再细细地嚼。空空的胃里竟然有了食物的感觉，花生米在胃里

移动的情况都能感觉到，那滋味真太好了。这颗花生米吃进肚里，走路也有力了，这颗小小的花生米的力量，

那是不到极端饥饿时绝对体会不出来的。提起此事，四姐说，她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这颗花生米的颜色、形

状及捡到它的地方，更忘不了它带来的巨大的能量。

      长女李国荣，原在成都会计学校学习，不幸染上肺结核，被迫停学回乡治病，家里连饭都吃不起，哪

里有钱治病？想到父母惨死，幼小的弟妹无人照顾，她更痛苦不堪。1959年元月4日不治身亡, 时年26岁,

短暂的人生就在如花的季节凄苦地结束了。

   长子李国忠，高高的个子, 长得十分帅气, 在重庆南岸弹子石针织厂当会计, 他知道自己家庭情况

不好，从来是谨言慎行。1957年“大鸣大放”，他一句话也不敢说，硬是由于家庭的原因被打成“右派”,

理由是说他对“右派”的大字报看得津津有味。于是, 取消工资，仅给一点生活费，并强令劳动改造。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 妻子离他而去, 他每月还必须把为数不多的生活费的一半交出来养育孩子。政治

上的压力和妻离子散的生活使他终日郁郁寡欢，只能靠劣质的烟、酒来麻痹那痛苦的神经, 寻求暂时

的解脱。60年代末，他患上食道癌。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正忙着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谁

会来过问一个“右派分子”的死活？他还必须继续劳动改造，直至卧床不起。1971年正月初一，在这家家

团聚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在大家兴高采烈祈求来年大吉大利的时候，

他却孤零零地在中午十二时悄然离开人世。

    至此，一家八口，只剩三个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