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22

去年访问96岁的凉山好汉李世安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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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管屯委会工作非常繁忙，父亲仍念念不忘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

父亲从他自己的成长，深深懂得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培英中学”为国民第23军军长刘成勋于

1920年在新津创办, 当时是随营学校，规模很小，只收初中男生。但1927年第23军被刘文辉攻击,

防区尽失, 部队也被收编, 刘成勋心灰意冷,自此不问政事, 回大邑闲居。“培英中学”也任其自生自

灭。眼看“培英中学”失去资金注入, 即将撑不下去, 30年代父亲毅然接办了这所学校，任该校董事长,

1930年学校迁至成都东丁字街，随后又迁至东马棚街口宁雅邛公所, 以就近解決附近平民子弟

的入学問題。1937年李先春的大儿子李万鹏从日本归国后，曾任这所学校名誉校长。三十年代末期，

日本飞机经常对成渝两地狂轰滥炸，为了躱避日机轰炸，保护学校和学生，父亲征得李先春的同意，

将“培英中学”迁至李先春文家场的农庄，直到抗战胜利。胜利后, 学校才又迁回成都,并发展成为招

收男女学生、初中高中齐备的完整中学。后来，父亲又出资在大邑县安仁镇开办了“春花小学”。

      西康建省之初，父亲也十分重视西康省教育事业。1940年6月他在《康导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康教

育之我见”一文，阐明西康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在他兼任宁属屯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位于西

昌的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筹办开课，国立木里小学成立。宁南县高级中学创立时，刘文辉题词“百年树

人”，父亲题词“菁载作育”。父亲认为既然命运让他来到西昌，他就要抓住培养下一代这个重要的题目，

多做贡献。他相信终有一天教育会帮助贫穷落后的西康省发展起来，中国也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变得强盛。

在父亲主持下，宁属屯垦委员会在发展教育方面还做了几件事：由屯委会开办“边民训练所”和“边

民实验学校”，以后又建议西康省府在西昌成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校址设在云南馆（即现中共

西昌市委内）。几所学校为西昌地区培养了少数民族学生数百人。建政后，这些学生很多都参加了

新政权的工作，成为骨干力量。

在实业方面，父亲除了经营康藏茶叶公司外，还担任济康银行董事长和惠通银行董事，任西康茶

叶公司董事长。此外，父亲于1940年组建西康铁业公司，1944年他和伍柳村、汪正琯创办济宁公

司，这些企业对西康经济的发展，扩大康藏和内地的贸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又把西昌订为后备行都，国民政府经济资源委员会在西昌修

建了“西昌电厂”，西昌电力公司是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1940年在西昌办的电厂。1942年在高枧

乡姜坡设水力发电工程处为扩大灌溉渠，引东河水，先后修建两个发电所，安装3×32千瓦水轮发电

机。1944年3月又在东河上游扩大灌渠小埝沟，安装1×64千瓦水轮发电机，1946年发电。至此3台共

128千瓦。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陆续迁回南京，资源委员会无意继续经营西昌电厂，打算放弃。1945年11

月，西昌县参议会讨论通过徐仲伟等人提案，“呈请西昌行辕及省府和电请资源委员会继续办理西昌

电厂，以利地区开发。”然三方均忙于接收抗战胜利果实，对西昌一个小小电厂已了无兴趣，互相推

诿，久无回音。父亲不愿已建成的电气事业废弃，决定组织地方人士接办。

      在父亲主持下，由父亲、垦务处长徐孝恢、西昌县参议会参议长杨启周、西昌县县长张植初、西

昌县银行经理李次钧、屯委会委员徐仲伟等人发起，于1945年12月29日组成“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筹备处”。父亲兼筹备处主任，徐仲伟、金国材（社会服务处处长）为副主任，其余发起人均为委员。

父亲表示：“屯委会决以最大资力以协助地方完成电力建设之成功”。并号召西昌市民，能在“节省一年

清油之资，维持地方建设事业”之认识下，一致努力，提前建成电力公司。确定以用电户为对象，采

取劝募方式募集军、政、商、民各界股金共三千万元，终于筹到必要资金。

      电力公司筹备处与西昌电厂一同商议，而有《资源委员会西昌电厂出售，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承购电厂全部资产及营业合约》。该《合约》报经资源委员会批准，双方于1946年12月31日交接完毕，

1947年1月1日由电力公司接办经营。父亲担任公司董事长，徐仲伟任总经理。电力公司虽系民营，但

重大问题多是在屯委会指导下决策，所以当时西康省政府建设厅称为“官督商办”。　　

      由于物价暴涨、偷电现象严重及电费难收，电力公司几乎无利润可言，但是因为它关系到西昌人

民的生活，父亲仍要求公司维持生产直至1949年。

      因在实业界的强大实力和杰出贡献，父亲被大家称为川康省实业界、金融界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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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爱祖国、爱民族，和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也对日本侵略者怀着满腔仇恨，经常参加

抗日活动，因此于三十年代末认识了大邑老乡车耀先。

       车耀先说服刘文辉和冷寅东出面，在成都东城根街成立了大邑旅蓉同乡会，车耀先任执行委员。

同乡会每周的新闻讲座多由车耀先主讲，讲“九·一八事变”，讲东三省的沦陷，讲东北同胞的苦难，

全都讲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听者无不动容。

      父亲对车耀先评价很高，认为这位大邑老乡很能干、很有才华，特别是他的爱国心令人钦佩。那

时，车耀先在祠堂街开了一家餐厅取名“努力餐”，那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据点，距我家很近。父

亲不知道，车耀先是中共地下党的四川省军委书记，正在做二十四军系统上层实力派的工作。

      车耀先认识父亲后，经常到我们西胜街的家出入，所言全是抗日之事。因父亲满怀抗日热情，遂

与车耀先成为好友，对车耀先颇多经济上的支持，还多次掩护过车耀先。甚至车耀先販卖鸦片，也靠

父亲掩护。他告诉父亲这是为抗日斗争筹款，常常把鸦片藏在我家中，父亲的住处成了车耀先在成都

的一个十分安全的去处。

      父亲通过车耀先认识了另一同乡邹趣涛。邹趣涛原名邹泽滋，父亲也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更不知1938年当时任长江局书记的周恩来曾在武汉约见过邹趣涛，听过他汇报工作，周恩来还亲自指

示邹趣涛做好二十四军上层的统战工作。

      父亲和邹趣涛认识后，谈到抗击日本侵略之事，觉得十分投机，因而关系日趋亲密，还为邹趣涛

在二十四军里安派了职务。邹趣涛辗转于川南、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搞地下工作，父亲却认为他

在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八方奔走。1939年父亲到重庆参加全国财政厅长会议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

应钦对父亲说：“据了解，西康驻渝办事处有个异党分子邹趣涛，化名于左行在重庆到处活动。你回去

后，告诉自乾（刘文辉）妥为处理。”父亲立即找到邹趣涛，把何应钦的话如实告诉了他，并说：“老

弟，你在重庆工作要多留神啊！”不久邹趣涛就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重庆，父亲也为自己保护了抗日

救国的先锋力量而高兴。他那时还一点也不知道“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这些“朋友”和他的交往，

对他将来的生活会起什么样的作用。我善良而单纯的父亲呵，完全不知道他的满腔爱国热情会把他带

到何处，更不知道他的生活从那时起，就开始一步步掉进一个无法自拔的陷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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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求索的漫长岁月里，父亲处处受到国民党势力的排挤。作为反弹，他和刘元瑄联手，于1944年

和1946年相继发起反蒋的“乾社”和“民主竞进社”，在公教人员中发展成员几十人。但他们不懂政治，书

生气太重，组织这两个社团，并非打算跟蒋介石争江山社稷，只是为了团结一批热爱西康的人，保护西

康老百姓和地方权益，抵制蒋介石的压迫。他们既无行动纲领亦无打倒国民党的目的，更无理论基础。

这样的“反蒋”活动实在太幼稚，只能碰壁。

      在父亲最艰难、最困惑的时候，共产党人及时给了他关心和支持，父亲觉得自己和共产党在“反蒋”

上有共同语言，自己做不到的事共产党却能做到，对共产党越来越佩服和信任。此时国共对立已明朗

化，刘文辉跟共产党的合作也有进一步发展。尽管有国民党特务的压制，中共地下组织在雅安和西昌

仍极其活跃，而且几乎从不出事，这显然是刘文辉和父亲刻意庇护的结果。刘文辉、李光普坐镇的西

康和刘文彩、李育滋控制的安仁镇，因此同时享有“小延安”的美誉。

     宁属屯垦委员会创办了《新康报》，地址在康宁公司楼下，与西昌行辕所办的《宁远报》对立。

1945年底，由当时西昌地下民盟组织负责人唐会昌任主笔，郭正坤、陈再华、赵坤远等任编辑、记者，

发展了盟员十多人。当时的新康报社成为西昌民盟地下组织开展斗争的主要基地，父亲领导的屯委会

支持他们，经常发表力争民主自由的言论和报道解放战争真实情况的消息，起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1946年，邹趣涛到西昌进行统战工作，但一进西昌就被贺国光逮捕入狱。父亲和刘元瑄一同拟定

营救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由肖绍成任副师长的136师调派一连士兵，将邹趣涛从行辕的监狱里

抢救出来。虽然邹趣涛在越狱时摔坏了腿，仍按原计划扮成醉汉，被父亲派的人安全护送出西昌。

    1946年，屯委会下属一些中下级军官私下合伙购买了一些鸦片，集中存放在驻徐家祠连队的驻地。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贺国光派人来查搜，吓得连队的士兵把鸦片拼命往隔壁驻地扔。可还来不及扔完，

贺国光的部队已经打破大门闯了进来。他们收缴了鸦片，处死了连长，并把这一私人行为硬往屯委会

身上扣，大肆攻父亲和击屯委会。父亲不得已，辞去屯垦委员会的职务。但父亲在西昌的影响力仍在

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在屯委会工作期间，父亲对西康行辕多方抵制，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也无法把

宁属的地方力量抓住并组织起来。所以解放军一到，贺国光等乘飞机前往台湾，西昌顺利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