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23

                              迎接解放                    

                                           1

    从西昌回成都后, 父亲把我和妹妹送到实验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比较开放, 学生不用穿童子军军装, 如果要上童军课, 女生就在腰上扎一条带子, 把长衫下摆拉上来塞在带子上, 随便操练一下,。学校不要求学生写毛笔字, 还开设劳作课；学生除了学习规定的科目外, 还参加很多活动。 在那里, 我学会了唱国歌, 认五线谱, 指挥合唱; 在那里, 我学会了制作工艺品, 使用缝纫机；在那里, 我们用“山那边”代替“解放区”, 唱“山那边哟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你要吃饭得耕地哟, 没人为你作牛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学校。
  这段时间, 父亲跟共产党的关系更近了。1948年，共产党通过邹趣涛和他结成统战关系，进而吸收他为新民主主义同志会会员，入会时要求父亲资助银洋两百元给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还要求用父亲办的培文印刷厂作为川西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处。
    这时的成都，变化实在太大。回想抗战胜利的那天晚上，人们从每条街巷、每个家门涌出，通霄达旦地狂欢，一起迎接安居乐业的生活。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当时的一首歌所唱：

      抗战胜利有三年，
          全靠老百姓出力多，
      总算打的还不错，
      总算打得还不错。
      却不料胜利三年来，
      半个世界风雨飘摇，
      千万人民难过活。

    由于种种原因，全国物价飞涨、经济衰退，成都的经济比其他地区崩溃得更迅速，很多人在饥饿线上挣扎。一会儿是法币，一会儿又换成金元券、银元券，过不了多久，甚至铜元、小钱也在交替使用。西马棚前面的长顺街上，到处都挂着花花绿绿的大减价横幅，商店老板声嘶力竭地吆喝：“关门大拍卖啊”、“亏本大出血啊”，构成一幅幅看似热闹实则凄凉的图画。成都市内商店倒闭、工厂罢工、教师罢教、学潮频频，常听到集会或游行的人群高呼“背时政府垮！垮！垮！”的口号声。
    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父亲拿出蒋介石发给西康省的部分省款，暗中交给地下党。地下党再用这些钱大量制造假币，并迅速投放成都市场，成都经济的大滑坡当然更一发不可收拾。人民生活更加不堪，反对国民党的浪潮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也更加一浪高过一浪。
    实验小学的老师也罢课了, 学生会号召小学生支持教师的罢课活动。我们排练话剧、大合唱、舞蹈等, 并组织义演, 卖票的收入全部送给因罢课而得不到工资的老师们。当然, 买票看我们这些小孩子拙劣演出的, 都是同情教师的开明人士。 每次演出, 父母都要陪我去, 他们也买票进入会场, 我在台上看到他们鼓掌, 总是很高兴。 

                                          2

    1949年，成都更是一片混乱。胡宗南部队入驻成都，全城军管。大街小巷却到处有共产党的标语，还贴出毛泽东和朱德的油印照片。国民党当局加强了镇压。记得有一个叫毛英才的华西大学女生去裁缝店做衣服，只因手提包里有一本《新民主主义论》，被特务发现后，即被逮捕。尽管查明她不是共产党员，仍被枪杀在十二桥。当时成都的气氛异常恐怖，稍有差池就会丢掉性命。一天，我家后门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门刚打开，一个中年男子就慌慌张张闪身进来，原来是常到我家的邹趣涛。
    他说：“今天真危险，我刚到青年宫被特务盯上，拐来拐去始终甩不掉‘尾巴’，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你们能不能让我躲几天？”母亲赶紧叫人绕着西马棚和后门所在的焦家巷走了几圈，没发现可疑人物，这才松了口气。
    我家院子左边是田颂尧的住宅，右边是孙德操的寓所，这样的地方本来是不易被特务怀疑、也不会被搜查的。但当时非比寻常，留下被特务盯梢的邹趣涛，我家肯定要承担很大风险。但母亲和婆婆历来笃信佛教，救人性命是她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义务；更不忍眼看父亲的好友被逮捕、被杀戮，尽管心里很怕，仍请他留了下来。
    母亲把邹趣涛安排在客楼佛堂后面的房间躲藏，第二天一早去看他，发现桌上放着几本红色封面的书：《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法大纲》等。母亲吓坏了，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这里也不可能绝对安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吧。”
    从此，邹趣涛就住在我家，母亲亲自照料他的生活，父亲经常跟他长谈。当时，关于共产党的传言不少，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人如麻呀，什么富人要遭殃呀，父亲分不清这些哪是真、哪是假，一下子思想很乱，发现自己对共产党其实并不了解。最初，只因抗日热情与车耀先接触，后来因对蒋介石不满才与共产党有了合作。现在共产党马上要坐江山，突然涌来那么多传言，他真有点不知道怎么办。此时两个朋友前来邀父亲同去香港，父亲正好清理结束了济康银行的业务，就把自己的全部动产转入香港的银行，打算全家暫时先去香港看看，再作主张。但一家老小十几口人搬迁异地并非易事，父亲犹豫不决。
    邹趣涛看出了父亲的心情，一再向父亲宣传说：“那些都是国民党特务散布的谣言，你千万不能相信。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协助刘文辉起义，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有明确的政策，你不要害怕。”听了邹趣涛的话，父亲想，自己和共产党打了那么多年交道，帮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好事，而且跟一些川西地下党负责人有很深的私人感情，对共产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故土难离呵。
    此时，刘文辉也告诉我父亲: “我已和中共高层讲好，他们答应对我的亲人和二十四军官员以礼相待，绝不为难大家。”父亲至此终于拿定主意，留下来支持刘文辉起义。他还天真的想，要是共产党来了以后自己不习惯，再去香港也不迟呀。
一天晚上，我听父亲对母亲说：“好几个人都给我讲了中共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既往不究’；‘保证生命安全’；‘不没收私人财产’；‘量才录用’；‘不打、不骂、不侮辱’。 中华民族不是讲究言必信吗，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他们应该不会加害于我们。再说，共产党只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不仅不是蒋介石的人，还跟蒋介石一直矛盾重重。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庸人自扰，香港就暂时不必去了吧。”母亲当然听从父亲的决定。
父母冒险把邹趣涛掩护在家，邹趣涛不仅一直未被特务发现，还通过母亲与外面的同志联系，他在我家躲了约一个多月才悄悄离开。临行时邹趣涛拉着父亲的手，激动地说：“你们这次又救了我一命，你们对我已有三次救命之恩。大恩不言谢，我一定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3

    一天夜里，一辆卡车直接开进家门，随即大门就关上了。车上卸下好些沉甸甸的大麻袋，夜色里，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有人小声地说：“快！快！”一个个袋子被抬到后花园，那里早已摆好两张大桌子，打开袋子，里面全是银元。所有人的神色都很紧张，父亲却镇定地指挥着。来人和我家的仆人悄无声息地、有条不紊地干活。先把银元十个一叠在桌面的一边整齐地摆好，其他银元不用数，一叠一叠摆满整个桌子。随即，以数好的那一排为标准，用一个大尺子擀过去，自然每叠都是十个，再把这一叠叠银元包好，放到备好的箱子里。两张桌子同时进行，母亲不停地协调大家的工作，我则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好奇地观看这一切。不知过了多久，所有袋子里的银元都包好、点清，放入一个个箱子中。在包银元时，父亲已派人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箱子全被放入坑中，再用泥土把坑填平，最后整理好地面，让花园恢复原状，一点不露痕迹。一切都是在静悄悄中进行，汽车离去后，父母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原来那是国民党政府发给西康省的最后一笔省款。大概蒋介石想以此来稳住二十四军，让二十四军不致走上起义之路。父亲深知这笔巨款的意义和随之而来的危险，所以要亲自保护好它们。建政后，父亲派原宁属屯委会主任秘书伍柳村把这批银元如数交给了成都市军管会。
    1949年11月，二十四军的起义正在密锣紧鼓地准备。刘文辉和刘元瑄的家都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父亲就担负起与西康省政府、二十四军各级官员，及四川各路军阀联系的任务，他总是忙忙碌碌，早出晚归。十一月底的一天，熊克武率几个随从，全部长衫、礼帽，一色商人打扮，来到我们北通顺的家，通过父亲的安排，由雅安派一连人接应，悄悄离开成都，安全到达约定的起义地点。
    与此同时，蒋介石突然来到成都。刘文辉、邓锡侯等随即逃出胡宗南戒备森严的成都市，于12月8日通电率部起义，父亲也以西康省财政厅长和二十四军唯一的少将级文职官员身分随同起义。蒋介石看到大势已去，匆匆离开成都去了台湾。    父亲料定胡宗南会报复，我们北通顺和西马棚的家已不安全，他给全家拿回假身份证，我们都改了名、换了姓。大姐住在西郊的大学里，妹妹和婆婆留守西马棚家中，五哥被送到城外的寺庙躲藏，母亲和我躲到婆婆娘家的亲戚家。另外，刘家派两辆吉普车接大哥大嫂和他们的母亲直奔雅安，他们化装成农民，从抗战时期跑警报的城墙缺口逃出。车到新津河，看到有胡军阻挡，马上转道安仁镇，原本想躲进刘家。但刘家目标太大，一行三人又跑到二爸李育滋家。这时二爸家已成地下党的指挥中心，如胡宗南队伍追来，更要酿出大祸。三人只得去崇庆县大哥的外婆家住下，那是一户贫农，不惹眼。  父亲遣散了北通顺家的全部佣人，让那里成一户空院。他自己则不断变化行踪，他在西马棚住宿时，靠孙德操家的墙边摆好长梯，孙德操家与另一家邻居的墙边也摆好梯子，一旦有情况，父亲随时翻墙可以逃走。
    12日晚，胡宗南以一个师的兵力，动用重武器攻打城南武侯祠二十四军刘元瑄部的一个团，大炮彻夜轰鸣。刘军寡不敌众，大败，下级军官的头颅均被胡军割下，挂于树上。次日拂晓，胡宗南二五四师用大炮摧毁新玉沙街刘文辉公馆的大门， 抄了刘文辉和刘元瑄的家，极尽破坏和抢劫之能事。次日，胡宗南又派两卡车军人抄我们北通顺街的家。待胡部离开成都，哥哥姐姐返家之际，只见家中狼籍一片，所有物品悉被打坏，值钱之物全被抢光。然全家无人员伤亡和被掳，已是大幸。
    1949年12月24日，由国民党行政院106次会议下令，免去父亲西康省财政厅长之职。
经过紧张的工作，西康省政府和二十四军的起义终于大功告成，父母的心轻松下来。他们觉得一切艰难和危险都已随之过去，等待自己的将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二十几年来父亲艰苦奋斗努力工作，现在终于可以远离勾心斗角、远离尔虞我诈，有希望过上安宁的日子。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热情，急切地盼望为新中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