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25

1950年秋天，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父亲在家的时候多了。

过去跟父亲经常接触的共产党员，成都一解放全都杳无踪影。父母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他们，他们却再也没有一个人来过我家。父母越来越紧张，成天提心掉胆。

土改还没有结束，“镇反”狂飙又拔地而起。成都也不例外，警车尖锐刺耳地鸣叫着到处抓人，对“反革命”的斗争会天天都有，枪毙“反革命”的公审会三天两头地开，会前会后反革命分子被五花大绑着游街，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曾经是枪杀“反革命”的刑场之一，著名佛教胜地文殊院后院，到了晚上，一车车“反革命”拉过去。前一批人被枪毙后，尸体马上送走，铲几铲泥土盖住死者的鲜血，接着枪毙第二批。如此每天一批又一批，不知枪毙了多少人，直到那一大片土地被鲜血浸透，变成软软的。

我家对面，住着一对新婚夫妻。小伙子在街道办事处工作。前一天他还积极地跑上跑下干革命，第二天就被宣布为“反革命”。一批军警拥进家门把他抓走，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拼命抓着丈夫的衣服不肯放手。时至今日，此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仍忘不了那青年被架出门时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和他妻子呼天抢地的哭声。

一次公审会后，几个即将被枪杀的“反革命”胸前挂着个大牌子在车上游街示众。突然从一条小巷飞奔出一家老小，他们扶老携幼，不停地叫：“快！快！晚了就看不到了。”他们不顾一切冲向刑车，高喊着亲人的名字。我看不清刑车上那些人的面孔，只看见挂着大牌子被摁得很低的一个个人头，牌子上是很粗的红色大叉划了的名字；还看见这群置生死于度外奔去见亲人最后一面、并为其“送行”的一家老小。

这段时间，老师曾带我们去乡下参加斗争大会，我们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有人不断地上去哭、喊、踢、打，最后宣布枪决。几个人把他拖到离我们不远的田里跪下，枪声响处，脑浆混着血水飞溅。我吓得蒙住眼睛，蹲在地上，把头躲在腿弯里。此后几天，每到吃饭的时候，眼前便出现那白花花的脑浆，就恶心、呕吐。

离成都不远的夹江县人口不到十七万，那时处理的反革命案件就有九百五十四件，有的一个案件牵连的还不止一两个人，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即使是经过批准的，又有不少是毫无根据的冤案。

那时，宗教也划成了反动组织，天主教、基督教的外国传教士，全被驱逐出境。我们几个学校的一大群中学生由老师组织起来，每天下午轮番去对着附近教堂反复唱：

赫马雷（音），滚出去！

冯道元（音），滚出去！

我们今天认得你，

认得你是老虎身上披羊皮，

你借着传教组织圣母军，

你一心和中国人民来为敌，

阴谋破坏样样你都干，

你是个凶恶的帝国主义！

大家越唱越气，觉得外国人都是无恶不作的坏蛋，把他们驱逐出境，简直是太便宜了他们。

这种陆续实施的有计划的大逮捕和枪决行动，造成极具震撼性的效果。毛泽东说：“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在这狂热而血腥的气氛里，父母极度惶恐，只要有敲门声就心惊胆颤。父亲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了，自己既是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政府官员，又曾为共产党做过很多好事；既有田产收租，又是实业家、金融家；既跟随刘文辉起义，被任命为川西行政公署委员，政府又没有安排他的具体工作。到底共产党会怎样给自己定位？风暴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降临到自己身上？父母天天为此揪心。

记得父亲曾说：“周鼎文现在当了大邑县的副县长，老二那边我就不担心了，他要是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也好问问他我该怎么办。”

“邹趣涛离开我家的时候，信誓旦旦说不会忘记我们，怎么现在就不来我家了呢？他在哪里工作呵？哎，我这次如早去了香港，也就天下本无事了，现在才真正成了庸人自扰之。”母亲却沉默不语。

但父母仍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些老地下党员总不致于人人撒谎吧，或许忙过了这一阵子，他们会来自己这里拜会？父母多么希望是自己误会了他们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