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26

大邑县的“盛情”

与镇压反革命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从退押开始。二爸李育滋被抓的消息传来，对父亲不啻是万钧雷霆，父亲的笑容更少了。

成都周围的七个县(成都、华阳、双流、温江、郫县、新繁等)的农民协会在成都市内成立了驻蓉联合办事处，简称“七联”，处理成都市周围土改的具体问题。我家的田产多在郫县、温江一带。婆婆根本没有田产，因为年事已高，一直跟着独生女儿过，也被划为地主成份。父母则卖掉西马棚街和北通顺街的住宅，完成了全部退押任务，我家的佃户没有一人到成都来表示过异议或不满。

我们在窄巷子三十九号租了一个朋友家的后院居住，生活过得还算平静，直到1951年初父亲被大邑县派人来“请”回去。

这次大邑县派了两个人先到“七联”，说要“请”李光普回安仁镇“帮助”李育滋退押。父亲在大邑县没有一亩田产，而且我们的退押任务早已完成，本无押可退，所以他们只好拿李育滋做借口。当时的“七联”主任就是建政前夕任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的李维嘉。李维嘉原在重庆搞地下工作，重庆地下党被叛徒出卖而被破坏，马识途把他派到成都。他也曾躲藏在二爸李育滋家里并接受过父亲很多帮助, 建政后和父亲同任川西行署委员。他竟然同意了周鼎文等提出的违反“政策”的要求，让他们把父亲悄悄押回安仁镇，这其中显然暗藏玄机。

父亲从二十世纪初离开安仁镇，以后在成都求学、发展、成家立业，并取得很大成功。他虽然与老家经常保持联系，为安仁镇的父老乡亲做了很多好事，回去的时候却很少。但土改期间，对土改工作组的命令，身为统战对象的父亲却不敢说半个“不”字，何况人家大邑县这么“客气”地“请”，我们除了服从还能怎么样？父亲对大邑县土改的情况比较了解，一个月前他就被安仁镇的人“请”回去过；他们要父亲“说服”李育滋退清所欠五石米押金和过去无穷无尽的剥削债，那时大邑县土改工作组就威胁过父亲，说如果二爸再拿不出钱来，就会对父亲不客气。所以父亲知道这次株连到自己，借“帮助”二爸之名又“请”他去，显然是凶多吉少。

父亲临行前一天晚上，妈妈挺着即将生产的大肚子，为父亲准备行装。父亲坐在矮椅子上，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盯得我心里毛毛的、酸酸的，我便把脸埋在父亲身上；真希望时间就此停滞下来，让自己和父亲融在一起，永不分离。婆婆不停地叹气，妹妹也收起平时的调皮，规规矩矩坐在婆婆身边。谁都不说话，家里出奇地安静。

晚上，父母房间里的灯亮了一整夜，听得到他们轻轻的说话声。父亲知道，他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回来，一家老小的生活都得商量和安排；他和妈妈考虑到各种最坏的可能，也挖空心思地设想以后一家人该怎么办。最后，父亲对妈妈说：“周鼎文当了大邑县法院院长，看来他这个人有问题，他原来以地下党需要的名义从我手上拿走那么多钱，但到底怎么用的从来没有一个交待。而且卖鸦片、印假钞的事他们都没少干。现在他请我回去不知玩的什么把戏，可能他认为我知道得太多......。要是我回不来，你就另外找一个人吧，只要他对我们的孩子好就行了。”

妈妈立即掩住父亲的口，说：“千万别说这种话，不管怎样，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记住，全家人都在等你，肚子里的孩子也等着叫你爹啊！”

“万一……。”

“没有万一，你不能有万一！”　

父亲一把搂住妈，久久说不出话。妈妈抬起头来，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心里都一直想着能再见面，我们就终将有见面的一天。”

“是啊，我明天一出家门就会不停地想了。”　

“你放心，不管有多艰难，我一定会把孩子们养大成人，等你回来。”父亲的眼睛润湿了，他深情地看着妈妈，说：“你自己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天快亮了，他们还有说不完的话。妈妈抓住父亲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说：“你摸摸，这孩子动得多厉害，一定是个儿子。”父亲说：“这是我们盼了好多年的儿子啊，可怜的小家伙来得真不是时候，他这么又蹬又踢的，是在忙着到人世吧。我们真是对不起他，他得跟着我们吃苦了。”

清晨，我一大早起来，大邑县的两个公差就到了，父亲什么也没说，跟着他们就往外走，两人立即一左一右把父亲夹在中间。看到这种情况，我很害怕，想拉，又不敢拉父亲的手；一种不可言状的离愁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紧跟在他们后面，一直送父亲到窄巷子街口。他们转弯向金河街方向走去，父亲长衫的衣襟随着脚步飘动着，就这样，父亲一步一步离我而去，我盼望父亲回头看我，可他一次也没有回头。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一股苦涩的寒气涌上来堵在喉头，泪水哗哗地往下淌……。为什么，为什么呵！我久久伫立在寒风中，眼前除了一大片问号外什么也看不见；十一岁的我，第一次尝到离别的切肤之痛。

在窄巷子街口站了不知多久，我才在寒风的吹击下清醒过来，心里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爹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父亲从此再也不能回家，他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