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27

没有父亲的日子，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必将压在妈妈的身上。妈妈身高一米五、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瘦弱的妈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担起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她该怎样去承受更恐怖的政治运动的折磨？我们的日子将怎么过下去？想到这些，我的心被痛苦撕得粉碎……。

两个公差把父亲押走，三个人的路费和两个公差的“辛苦费”还得由父亲负担，否则路上就要遭罪了。回到安仁镇，父亲就和二爸一起关在安仁镇镇公所，从此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他每天被迫不停地写交待、写检查，要交待的主要是“钱”的问题。父亲多年创业的艰辛和对西康、大邑的贡献他们根本不想听，有关帮助地下党省委书记车耀先买卖鸦片和拿钱给地下党印假钞的事又是讳莫如深的问题，资助周鼎文等人的事也被责令封口。父亲把转到香港银行的大量财产的凭据交给他们，但这么大一笔钱他们又鞭长莫及。所以父亲无论怎么写都不能让他们满意，挨打受刑就成了家常便饭。

父亲三月份被“请”走，五月，大哥李国康也被抓回大邑。周鼎文在“七联”告诉大哥：叫你回去，是要你帮助你二爸退押。大哥是华西大学的在校学生，当时正住在重庆，大邑县派人把他押回安仁镇，关进“金娃娃牢房”。取名“金娃娃”者，是因为这个牢房关押的全是地主的孩子，共十多个人，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平均年龄大致在十岁左右。大哥那时21岁，是最大的金娃娃。关进这样的牢房实在太恐怖了，从早到晚，孩子们的哭声不断，更不用说受刑的惨叫声了。大哥晚年告诉我，当时一个14岁小女孩坐老虎凳时的尖叫，直到现在还清晰的留在他的脑海里。之所以要如此折磨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他们的父母拿钱。

我家四个人（父亲、二爸、二婶、大哥） ，关在不同的地方。一个大家族三房人，只剩幺爸李万衡（解放前已去世）的妻子幺婶还算平安。

四人被关在牢房里，每天得由家里送饭，政府是不会给饭吃的。小小的四姐担起给大哥送饭的任务，她垫着脚尖，把一碗糙米饭送到铁栏杆上交给大哥，一句话也不准他们交谈。每天送两顿饭，只有饭，没有菜。从关进牢房到最后释放，近两年时间，仅审问过大哥一次，只问钱的问题。一是我们家的钱，一是刘文辉家的钱，一是刘元瑄家的钱。大哥乃一介书生，哪知道那么多？从此就开始挨打了。他被带回去，为了和农民尽量做到一致，也在头上抱了一个头巾（当地人称为孝帕子）。一次，周鼎文叫人把大哥绑到过去李先春的院子（镇公所就设在这里），全村的地主跪了一地，大哥刚跪下，一群外村的年轻人冲上来，有的煽耳光，有的乱打，头上包的头巾都打掉了，打他的人笑着说：“看！他还留着拿波（往后梳得长发）呢。”后来才知道，本村的都不愿出手，周鼎文是从外村找的人。打完后把大哥拉到右边的天井，他们弄了个台子在上面讲话，点名重点整他。最后把大哥带进一个房间。

问: “你是李光普的儿子， 李育滋的侄儿吗？”

大哥说: “是。你们为什么关我？我是学生，还要回学校去读书。”

“你二爸镇压农民运动，杀了很多人，罪恶大。你父亲在外面挣了很多钱，拿来支持他，所以押你们父子回来。你要好好交代。”

大哥晚年回忆:“他们在审讯我房间的外面，右边的树子上把我吊起来打，只打我一个，是周鼎文支持的。甩动着的鞭子，发出唰刷的响声，打在我的背上、腿上，一下鞭子一道血痕，疼痛难忍。不管你怎样叫，鞭子都不停地落在身上。 吊久了，打久了，痛得都叫不出声音来了啊！工作组的人我都认不得。（后来我问周鼎文，你为什么支持他们打我？ 他推说是贾县长、龚政委叫他做的）这种刑罚叫‘鸭儿凫水’。等他们把我放下来，已经不醒人事了。昏迷中，觉得有人用沾水的帕子擦我的脸，等我醒来，看见幺婶也跪在那里。

我刚苏醒，他们又把我拉起来，还要我赔黄金，要我到雅安去找刘元瑄要黄金。我死也不去。于是，又吊打我，全身都被打成紫黑色。

他们每天把我叫去，逼我去找刘元瑄要金子，轻则煽耳光，重则又吊‘鸭儿凫水’。吊时，从颈子到手要缠得很紧，用很大的力量缠，缠紧了很痛，但手不会断，不会脱臼。他们用的是特制的鞭子，只打背和屁股，这种打法，很痛，皮伤很重，但打不死人。他们不打头，打头就打死了。”

被打后回家，大哥的手都完全麻木，根本不能动。幺婶用烧酒给大哥擦，每次她都说：明天他们可能还要打你。她就叫大哥吃白蜡（现在的蜡烛），白蜡很難吃，但吃了身体会麻木，就不會感觉到那么痛。

195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真是滴水成冰啊！一次在押解的过道上大哥和二爸李育滋相遇，见二爸穿着破草鞋，一条单裤的半截裤腿在寒风中轻摇着，光光的小腿不停地颤抖，全身冻得抖抖索索的。二爸猛然看到大哥，两眼圆瞪，满脸的震惊、痛苦、绝望。

二爸哀声地问: “你怎么也进来了啊？”

大哥喊道: “二爸，我已经关进来几个月了！”

押解者狠推了两人一把，两人踉踉跄跄地分开。

1952年，“金娃娃”牢房里的孩子陆续放出，只剩大哥一个人，每天被两个军人看守。后来，他也被放回家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上街赶场都要请假。不久大哥被叫去， 看管人说: “你去给李光普和李育滋拿米到大邑县，不然就不给他们吃饭。”大哥回到二爸家，家里哪有吃的，用什么来送？本村农民知道后，凑了两袋米。可大哥非常虚弱，背不动，守着米袋哭，二爸的长工潘德全见状，用车把两袋米推到大邑县，他也在那里哭。

1952年5月26日二爸被枪杀那天，有人特地一早到关押父亲的窗前，说：“李光普，你听好了，李育滋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今天就要被镇压了，你要是不好好交待，也是死路一条。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要钱不要命，不打不杀就不会把钱藏在哪里说出来。”

这话如晴天霹雳，顿时使父亲心痛至极，他从听到这话起就一直等在铁窗旁。当二爸被架着拖过父亲的窗前时，兄弟俩四目惨然相对。父亲双眼圆瞪，死盯着二爸，两手用力抓着铁栏，随着二爸一步一步走出去，父亲的眼睛慢慢往外突了出来，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响声，紧紧抓住铁栏的手一点一点往下滑，两手已在铁拦上磨得血肉模糊，最后昏倒在地上。人间最惨的是生死离别，何况兄弟俩是这样的离别！

二爸李育滋被杀后，父亲一直呆呆地躺在牢房里，身心都到了崩溃的边沿。他昏昏沉沉、不吃不喝，心里充满了痛、充满了悔、充满了自责、充满了内疚。他觉得对二爸有一千个、一万个对不起。他想，要不是自己给弟弟写信，李育滋怎么会和发动“二．五减租”武装斗争后、被王陵基的清剿队追杀的共产党员扯上关系，怎么会遭到今天的悲惨下场！

几天过去，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就在他神魂恍惚之际，突然听到爱妻的声音：“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啊！”他猛地坐起身来，环视四周，依然是破牢房，依然是孓然一身，陪伴他的只有身上吸血的虱子和地下乱窜的老鼠。父亲想起了妈妈的话：“只要我们一直都想着能见面，就终将有见面的一天”，父亲又想起最爱的女儿，想起刚出世还没有见过面的孩子。父亲还想起康定的李家人：李先春、李万鹏、李万均，他们现在的命运又如何？对亲人的牵挂把他从痛极的状态中拉出来。他下定决心，为了妻儿，为了李家屈死的和活着的，受再重的刑也要熬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有希望，就可能有光明。他不可以放弃，必须鼓起勇气，正视亲人淋漓的鲜血，直面今后惨淡的人生。

普希金说过：“希望是厄运的忠实姐妹。”父亲像溺水者想抓住那唯一的一根稻草一样，仍保留着共产党能兑现“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承诺的期盼，希望那些他曾营救过、掩护过的人来证明他为共产党做过的贡献。他还寄希望于川西行署，在发现他这么久没去上班之后，会有人过问他的行踪，他也就可以重见天日，回到亲人身边了。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切希望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在孤苦寂寞中，父亲的心灵经受着痛苦的磨炼。他每天回顾过去那些已显得遥远的岁月，思考许多在忙碌的时候、在正常生活情况下没有去思考过的问题，检查几十年来自己所做过的种种。最终不能不承认自己被愚弄了。他曾和蒋介石委派到西昌的行辕针锋相对地斗争过，也在商界与竞争对手勾心斗角地拼搏过，每每获胜或失败，都是在传统道德标准和按规则出牌的情况下进行，不仅不会搭上自己和亲人的性命，有时，事后大家还可以正常交往。现在他才发现自己原来很幼稚，居然仅凭自己一相情愿的个人感情和一颗善良的心，就把整个李氏家族的命运托付给某些擅长甜言蜜语的职业革命家，真是悔不当初啊！

但时间不能倒流，走过的路不能回头。他的生命里还有很多愉快的事情可以回忆，他的内心仍保存着不会消逝的希望。有了那么多可忆、可想、可盼之事，狱警的喝斥、打骂、侮辱、惩罚都算不了什么。牢中的日子一天天度过，他看不见天空是灰雾濛濛，还是阳光灿烂；只有天寒地冻在稻草和破棉絮里冷得发抖的时候，他知道冬天来了，酷暑蒸人热得在泥地上滚来滚去的的日子，他明白夏天到了。在他的心灵深处，像大海永不停息的波涛一样汹涌的，只有对亲人的思念，他还盼望四川省的领导人能知道他已被无辜关在安仁镇两年多，前来处理这件事。

1952年夏的一天夜里，工作组来人叫醒大哥，問大嫂刘巽谦的地址。周鼎文说，明天就派人到成都，把你妻子押来，看你去不去要金子。

他派四个农民，指名带李光普的媳妇、李育滋的侄媳回乡“协助”退押。大嫂正在喂奶，也只好帶着被盖卷，包着奶娃准备回大邑。那時土改已宣布结束，要带人必須“七联”批准才行。“七联”的人见了大嫂就问: “这么年青，又在喂奶，她是什么人，罪恶这么大？”

农民说: “她是大名鼎鼎的刘军长的大小姐，李光普的儿媳妇。”

这时“七联”主任已换成王定一，他一很惊讶，问:“这种人你們也敢带？刘元瑄和刘文辉的任务早完成了，李光普的任务也完成了，你们为什么还来带人？”王定一越说越生气: “我们不同意带她走，不能带人！而且赶快把她丈夫送回来。”

四个农民悻悻然，对大嫂说:“他们不让带你，你现在好了，可我们没饭吃。你得给我们每人一元钱。”大嫂给了他们四元钱，他们才离开。

四个农民回去后，县上对大哥的管制放松了，赶场不用请假了，但仍不放他回成都。

大哥要求回成都，区、乡、县都装着不知道他被关押的事情，周鼎文也说不知道。他们都说：我們没有关押过你。

乡政府不承认关押过大哥，每个单位都不承认，更不用说承认对大哥用刑了。他们还瞪着眼睛说: “哪个押你回来，你就去找哪个。”

此事拖了整整半年，一直拖1953年1月。大哥写了申請交上去，安仁镇和大邑县都不批，都不承认，如此反反复复。最后，他们叫大哥回“七联”报到。

大哥说: “我还要回学校读书，你们不写证明，我咋交待那么长时间我干什么去了？”

大哥又去找周鼎文，却再也见不到他。还是“七联”给他写了一个“表現”，他才回到离开快两年的成都。

这近两年的关押，给大哥帶來了终身抹不去的污点，每次运动一来，他都得交待，都要接受審查，还怀疑他是漏化地主。現在，一提起周鼎文，大哥都會全身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