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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失踪
父亲被带回安仁镇,从此就没有一点消息。一天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找到我们家来,他冷冷地说:“李光普需要换洗衣服,他罪恶大,短时间回不来,你们把他的衣服交给我带去大邑。”妈妈正愁父亲没有衣服穿,现在有人来拿,立即把父亲的衣服都找出来交给了他。不久幺婶带信来叫我们给父亲送衣服,妈妈一下子就傻了,才发现我们被人骗了,居然有人趁火打劫!
第二年,我们听到二爸李育滋被杀害的消息,悲痛万分,对父亲的担忧也更加强烈。妈妈想方设法找到一个贫农成分的李家远房亲戚,请她到大邑打听父亲的情况。这位远亲去到安仁镇镇公所门前问起父亲,听者一下子就警觉起来。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问他?”
“我不是他家的人,只是问问。”
“你是什么成分?”
“贫农。”
“还不快走,这不关你的事。”
我们怎么也打听不到父亲的消息,只知道他一直被大邑县关着,看来他被关押是半秘密的。他从不被带出来露面,外面也没有他的消息,任何人不能探望,甚至一度曾传出他已经去世的说法,也有人说他早已放回成都。1953年秋,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已结束一年多,才听大邑县有人传出,安仁镇的镇公所已经没有关人了。李光普被判“不法地主、反革命”罪,判刑九年,已送去劳改了。
但大邑县既未开公审判,也未张贴过布告。我们全家想来想去,都觉得父亲被判刑的消息可信度不大。父亲在大邑县没有一亩田,退押任务早已完成,带回安仁镇后就失去自由,即使他想干“不法”之事,也没有机会干。怎么可能在土改结束之后由大邑县判他为“不法地主”呢?其次,父亲在被大邑县“请”回去后就不再与外界有过任何联系,大邑县怎么把他弄成“反革命”了呢?更何况,1953年不比土改初期,一切工作都已走上正轨,人民政府判了谁的罪,按规定应该通知工作单位,通知家属。可大邑县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既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报告上级和昭告村民,我的父亲在他们玩弄了种种花招后,怎么会居然从起义将领秘密地变成了“反革命”?
对我们来说,父亲“失踪”了,我们像掉进一个充满谜团的黑洞,找不到真象,看不到希望,望不到光明。我和妹妹每天以泪洗面,妈妈却镇静地说:“只要没有他的准确消息,我们就绝不放弃寻找!”
寻找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是难于上青天啊,我们只能把这个愿望放在心里。而当我把找父亲的想法强压在心灵深处之时,我短短十年的童年生活却一次又一次地地浮上心头。在家庭遭此惨变之时,我本应关紧记忆的闸门,不去碰那滴血的伤口,但只要稍不注意,童年的往事就象决堤的洪水,奔腾澎湃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