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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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昌回成都后，我和妹妹在成都实验小学读书。一次上体育课，天空万里无云，炽热的太阳蒸烤着操场，热浪一股股逼人而来。我向老师谎称脚疼，不去参加童子军操练，躲在芭蕉树下无聊地东张西望。突然看见父亲走进校门，我忘了刚才还在叫脚疼，跳起来张开双手飞奔过去。父亲顺势举起我放在肩上，在操场上走来走去，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下，八岁的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感到好骄傲、好得意：我有一个多么爱我的父亲！原来，父亲有事路过实验小学，他走进学校想来看看我，正好遇到我在教室外面并向他飞奔而去，他高兴坏了，让我坐在他肩上也是满脸骄傲，真不知道我这个小丑鬼有什么可以使他引以为荣的地方。

   我与父亲的交流比较多，父亲个子不高，身体比较肥胖，黄昏时，我最爱坐在父亲膝上，一边敲打他的大肚子一边面对面和他说东道西，说到高兴处往父亲怀里一倒，两个人就笑成一团。可惜那时太小，只能谈些小孩子的奇想。父亲曾教我念过很多儿歌，其中一首印象最深刻：

    幺儿幺，

    会耍刀。

    刀儿尖，

    杀汉奸。

    汉奸亡，

    杀天皇。

    天皇死，

    我们胜利雪了耻。

  因为父亲说得很快，我把“雪了耻”听成“绝了子”，怎么也想不通是什么意思。

  我问：“爹，为什么我们打赢了日本人却没有了儿子？”

   父亲大笑，指着我的鼻子说：“小傻瓜，那意思是说把国家的耻辱洗刷掉了，你怎么扯到儿子身上去呢，真是个东拉西扯的小东西。”

   父亲也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时候，当他遇到无理取闹的人、下属做事出了大错或需要处理重大问题时，他一脸严肃，自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势。每当看到父亲和朋友们侃侃而谈之时，他表现出的睿智、自信和气魄，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因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无比骄傲。

   父亲常给我讲起老家大邑，他说，大邑是个很美的地方。那里，一丛丛青翠的竹林掩映着灰色的农家院落，袅袅炊烟在竹林间升腾，小溪从房前屋后潺潺流过，织成一幅古朴而祥和的图画。父亲的介绍中最让我神往的是“黄烟”，那是过年时小孩子们最爱玩的东西，模样象一个特大的爆竹，但它却不会爆炸，点燃引信，它就冒出一股浓浓的黄色烟雾。孩子们握着它嘻嘻哈哈地在田间小路上奔跑，比赛一支“黄烟”燃完后谁跑的路程最长；一时间，黄烟在空中画成各种形状的曲线，再慢慢弥散开来，笼罩于田野之上。大人们常饶有兴趣地一边观看、一边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享受着年末的闲散和轻松。这种“黄烟”成都没有，听了父亲的话，我就盼望着什么时候能回安仁镇，也玩玩这稀罕物件。

   大邑县一直没能去成，我却享受到大邑县两样独特的产品。一是我床上大邑县女人绣的被面，它的独特之处不在于绣品与著名的蜀绣有什么不同，同样是龙凤呈祥、同样是鸟语花香。只是大邑女人绣花不用绷子，柔软而细滑的绸缎拿在手上，她们随手轻松地飞针走线，一床满绣的被面用不了几天就能完成。这种奇妙的绣法真叫人拍案叫绝，而绣品上栩栩如生的龙凤花鸟更让人叹为观止。另一样是大邑的辣椒酱，它也是一绝。其色深，其味香，里面除有花生仁儿、黄豆、芝麻等外，竟有如花生般大的小茄子，茄子脆而微辣，余香久久留于口中，回味无穷。妈妈每次请朋友品尝，莫不赞不绝口。每年二爸李育滋给我们捎来辣椒酱，我都专挑里面的茄子吃，弄不懂这么小的茄子是从哪儿找来的，这也是我极想回安仁镇老家看看的原因之一。但父亲工作太忙，到1949年我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51年后，我再也不想去大邑了。在我的心里，家乡安仁镇已和恐怖连在一起。随着岁月的流逝，安仁镇越来越有名，报纸、广播、学生课本中铺天盖地宣传的安仁镇，跟父亲告诉我的安仁镇完全不同，而且二爸李育滋还被人弄进了《收租院》，成了“一桩罪恶”里的“恶霸”，我们李家的两张床也放进了《收租院》当作刘文彩的“罪证”，其中一张大花床被介绍为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的卧榻，向参观者展出。从而，我由过去的很想回家乡，到不敢回家乡，到不愿回家乡。但心里仍珍藏着父亲给我描述的那一幅美丽而祥和的家乡图画，暗暗痛惜大自然造化工夫之不如人力厉害也。

   妈妈对我比较严厉，她不太爱管我和妹妹的生活杂事，也不会专门对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但她在不经意时说的一些话，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一次我家请客，一个小男孩拿出一把两头都有刀刃的折叠式小刀，这种式样在当时很新颖，我好奇地拿过来看。这时，妈妈正好走出来，她用鄙夷的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说：“眼浅皮薄！”顿时这把小刀象一块火红的炭，我迫不及待地把它送还给它的主人。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特别是妈妈的眼神令我终身难忘。1951年灾难降临到我的家，此后的几十年，我失去了很多很多，走过一段又一段极艰苦的路途，我始终没有忘记当时妈妈的眼神。

   有一年收成不好，我们的佃农拿着白穗（没有长谷粒或谷粒不饱满的稻子）到家里来，妈妈客客气气地请他们进家，仔细听他们讲情况，然后，答应免去他们当年的田租。农民走后，妈妈说：“人们常说，求人者低于人，被人求者傲于人，这很不好。”她还说：“你们看，来的人里面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很不容易啊。”

   妈妈每年都要买不少平价米票，到青黄不接农民进城找粮食的时候，她带我去送给他们。我们把米票送给一拥而上的饥民，妈妈对我说：“人都喜欢锦上添花，不爱雪中送炭，我觉得雪中送炭才最重要。”

   每天在完成作业之后，妈妈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让我们按自己的兴趣做自己喜欢的事。我用烧完香留下的小竹棍自己学织袜子，她不来教我；我用竹棒做高翘，她不叫人帮我，等我做好后站在高翘上一拐一拐地走，她给我鼓掌。我不合理的要求，她从不迁就，每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就大哭，她也不理睬我；我一边哭一边盼望父亲快点回来，想象着父亲用夸张的口气问：谁欺负我的涵儿了？我就可以向父亲撒娇。但父亲迟迟不归，我哭累了，哭不下去了，只好不再哭。

   我对妈妈的敬畏比较多，在她面前，我的任性会收敛很多。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就和平常不同了，只要我稍有不适，她立即带我去找成都最好的医生看病，不管病轻病重，父亲都要求给我请一周的假。偶尔需要躺在床上休息，婆婆给我做好吃的菜，妈妈在床边陪我，给我讲故事。那时，我真想病久一点，可以有机会多向妈妈撒娇。

   婆婆是家里的大忙人，她既要照顾年老体弱的爷爷，又要管理我和妹妹的生活起居。早上她料理我们起床、吃饭，忙着给两个人梳辫子，晚上陪我们睡觉。她常在厨房里忙碌，和佣人的关系很好，家中哪里缺人手哪里就有她，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她，真分不清她到底是仆人还是老太太。婆婆的耳朵很奇怪，平常她总说听不清楚，有一次我看见她离我很远，小声对着妹妹的耳朵说：“我的作业还没有做完。”婆婆突然大叫起来：“涵儿，要先做完作业才能玩。”弄得我哭笑不得，不禁想：“她怎么会听到呢？”

   妹妹比我小两岁，她有白细的皮肤、又大又圆的眼睛，特别漂亮。她很听话、性格也随和，特别是她银铃般的嗓音，实在招人喜欢。一次我因为好奇偸偸买了些酸梅，用手巾把没吃完的包好藏在抽屉里，晚上被婆婆发现，妹妹明知是我干的，却立即承认是她买的，被妈妈狠狠教训了一顿。类似的情况很多，每次我做了错事，她总是不分青红皂白抢先揽在自己身上，常常替我挨婆婆一顿打。现在想起这些，感到十分惭愧。

                                   5

   1947年，二爸把小儿子李国孝送到我家来，我们叫他五哥。五哥来我家是因为我家只有两个女孩，父亲就把五哥放在自己的名下，从此他和我们一同到实验小学上学。五哥很聪明，写得一手好字，下得一手好象棋，这些对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他刚来成都时，听我们唱歌就连声说：“妙、妙、妙。”接着，用大邑腔怪声怪调地学我们唱，全家听了笑个不停。五哥只比我大二十天，我们在一起时他总是事事让着我，护着我，我很喜欢他。

   五哥可能干了，他在花园里，凭叫声就知道蟋蟀的公母，凭叫声就知道这支公蟋蟀会不会斗。他循声音找蟋蟀，我和妹妹蹑手蹑脚跟在后面。有时他突然翻开一块石头，蟋蟀还没来得及跳起来，就被他擒拿到手；有时，用脚震一下地，蟋蟀一跳出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去，敏捷地捉住蟋蟀，再小心翼翼地用另一只手把蟋蟀拿出来。捉到蟋蟀后，他把最会斗的选出来。他说：棺材头的蟋蟀最能斗。然后，他选择一段竹筒，在竹筒上面雕刻出一条条空槽，中间横刻一个可以放一片薄木板的槽子，先把两只蟋蟀分别从两边放进竹筒并塞住进口，再拉起中间的隔板。开始两只蟋蟀蹲着一动不动地打量对方，不肯向前。五哥用草茎拨动蟋蟀的触须逼它们朝前走，两兵相遇，斗志骤起，一场精彩的搏斗开始了。它们一路勇猛冲杀向前，一会儿低头角力，一会儿又抓又撞，打得难分难解，我和妹妹的尖叫声则不停地响起。激烈的战斗把婆婆、妈妈引来，大家饶有兴致地观看，直到两只蟋蟀斗得精疲力竭，以其中一只的失败而告终。这时，得胜的一只弹弹须伸伸腿，威风凛凛地昂首震翅，大有得胜回朝地动山摇的味道。等五哥用木片把它们分隔在竹筒两边，战事才告结束。

    五哥还带我们去花园，他在草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小坑，用几根竹条巧妙地编成一个支撑物，把一块砖斜撑在坑上，坑里放一些香香的食物。几个孩子在离坑几米远的地方趴下来，大气不敢喘，一动也不敢动。过不了多久，只听见“呯”的一声，砖块倒下来盖在坑上，五哥一跃而起飞快地冲过去，把手往坑里一伸，然后突然拿出手来，手里竟奇迹般的出现一只麻雀！我和妹妹吓得惊叫着逃开，过不了两天，又要求五哥再玩一次这种捉麻雀的游戏。自五哥到来后，花园就成了我们的乐园。五哥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1952年我们穷得过不下去了，他才回到安仁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