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41

                            亲情

   “为什么？”

   “要找到你父亲，只能这样了。”

   “他被关在监狱里已经够苦了，你这么做岂不是雪上加霜，爹怎么受得了？”

   “不会的，他能懂。”妈自信地说。

  啊！我明白了，他们一定有过约定。

  离婚书很快由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批复下来，上面写道：“李光普因反革命案于1951年3月扣捕，经判处徒刑，现在劳改中。”

    我们终于有了父亲的准确消息，他确实被判成了“反革命”，现在正在服刑。但父親为什么被判刑，判了多少年，他如今在何处，却仍然无法得知。就算这样，我们也满意了，父亲还活着！就是好消息，只他要活着，就有希望，我们一定能等到团圆的那一天。

    接着，妈动起送走弟弟的念头来。她说，与其大家在一起饿死，还不如放弟弟一条生路，也给李家留下一条根。妹妹一听，放声大哭，这几年，她带弟弟的时候多，可以说，弟弟是在她的背上长大的，她坚决不肯把弟弟送人。

她哭着说：“不要送弟弟走，弟弟吃不了多少，我少吃一点就够他吃了。”

我和婆婆也忍不住流泪。我知道妈想得很深，她不单是想让弟弟过上好生活，主要是希望弟弟摆脱“贱民”的身份，不要被歧视，受屈辱，能够过上一个孩子应该过的正常生活。

   我们每天的两顿饭变得更少了，妹妹瘦得连手上的筋都可以用指头勾起来。眼看日子越来越难过，妈又提出送走弟弟的话题。

   这次妹妹有了准备，她说：“妈，不要送弟弟走，我每天煮饭的时候都给弟弟留了一些米，以后我们没有钱买米，弟弟也会有饭吃。”

  她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了好些米。妹妹太天真，那些她存起来的米已经生了蛀虫，而且这一点点米怎能养大弟弟？其实妈又何尝舍得弟弟，何尝忍心送走这个连父親都没见过的儿子？但现实是残酷的，爱弟弟，就要为他找一个好家庭，让他快快乐乐地长大，不要让他和我们一起当“贱民”。

   妈妈趁我们上学的时候，带着弟弟去找准备收养他的那家人，门口，碰到一个邻居。

   邻居问：“你来送孩子吧，这么可爱的孩子，你怎么忍心送人？”

   妈说：“我是没办法呵，就给他一条活路吧。”

   “这家的女主人脾气不大好，你要好好考虑呵！”

   妈妈听了，再也动不了脚，想了又想，又把弟弟抱回家。她终于下了决心，她说：“老天爷既然把儿子送来，就让他和我们一起承受这份家庭的苦难吧，至少他还能得到全家最真挚、最无私的爱。送给别人，或许他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但未必能获得人间最珍贵的亲情。有了真爱的滋养，他能在苦难中学会很多东西，这对他的长成未必没有好处。”从此，我家的灯熄得更晚，灯下，我们苦织着全家的生命之“线”。

   婆婆得到一个挣钱的消息，她听说，每个星期天酿造厂都要找人剥胡豆。星期天一大早我和婆婆就带着几个盆子去到工厂，来剥胡豆的人真不少。厂里把用水泡软的胡豆倒进一个大桶里，我们争着去把胡豆抢进自己的盆子，剥掉湿漉漉的胡豆壳，工厂按交回去的重量给工钱。我们飞快地剥，心里乐滋滋的。我一边剥，眼睛的余光始终不离开送胡豆出来的门，只要看见那里有人影晃动，就飞一般冲过去，胡豆刚倒进大桶，我就拼命往自己盆里装。刹时，胡豆桶被人团团围住，人人都想往里面挤，我弯腰去抢胡豆，背后又有人爬在我身上，从我头顶上伸手去抢，还有人把我盆子里的豆往她的盆里抓，我岂能让到手的东西被抢走，于是又拼命抢回来。好一场激烈的抢豆大战！当我端着满满的一盆胡豆出来，已是披头散发、汗流浃背了。一整天，我们要经历好几次这样的大战。婆婆脚小跑不动，她就在后面接过我装满胡豆的盆子，再把空盆递给我。我个子小，又从人缝里钻进去抢，因此，总抢得比别人多。我们的辛苦得到了报赏，一天挣了两毛钱！

   干完活，拿着钱，我和婆婆虽然蓬头诟面，腹中空空，却兴高采烈地回家。这时才发现大拇指的指甲和肉已经分开，疼痛钻心，其他的手指都起了皱。一个星期过去，大拇指长好了，泡白泡皱的指头换了一层皮。星期天，我们又急不可待地去抢胡豆，剥胡豆。现在，弟弟可以在中午用一分钱买一个小油饼，他终于能享受一日三餐了。

   1954年初，妈所在的织毛衣小组合拼到毛衣针织厂，妈被转到成都幸福童装厂。这是个集体性质的小厂，在盐市口，离我家约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这里，妈负责锁扣眼和钉扣子，工作难度不大，全靠数量挣钱，而数量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妈每天上班，下午还要背一包衣服回家，这包衣服比她的身体还大，约二十件吧。一件衣服最多六、七个扣子，做一件只能挣一分钱。婆婆忙完家务，戴上老光眼镜，来帮着钉扣子，妈说油灯很暗，灯光不停的晃动，不让她做。她就生气，说：“我钉扣子，你可以少做点，大家都早点睡，有什么不好？”说着，她又拿起衣服来做。我有空的时候也学着锁扣眼，我们常常为能多做几件衣服而高兴，因为每一针、每一线都联系到全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