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44

                         五七年的困惑

    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帮助中共整风，重庆市委派宣传部长到我们学院做动员报告, 鼓励教师学生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事后, 学院停课, 院党委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文件。年轻学生最热爱毛主席, 一听说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 他们的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 班级系科的大小鸣放会上, 他们畅所欲言。教师们开始时小心翼翼, 在学生们的感染下也积极参与了鸣放。学校的每条道路旁边的绳子上, 都挂满了大字报, 除了对党员的意见, 还涉及到教授治校,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以至国家的民主制度等很多方面的意见, 气氛非常热烈 。然而, 我对这些却没有兴趣, 除了在学校到处走走看看, 经常泡图书馆。偶尔参加鸣放会, 总是人在心不在, 低头静听闭口不言, 成了不引人注意的人。

    一个多月后，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院教育系讲师董时光, 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在美国, 因为他的“左派”行为, 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 1953年回国, 来西南师院工作。 鸣放会上他主张民主, 反对思想改造使用肉体伤害, 反对吹捧作风, 不赞成党委领导制。因为这些言论, 他被定为极“右”分子。他哥哥董时恒, 体育系教授, 也因他的缘故, 划为“右派”。西师知名的教授几乎大多数都成了“右派”, 职员和学生中, 被划成右派者不少人, 甚至工人中也有人成为“右派”。我们班三十人，划了四个“右派” 。

   反右斗争比“鸣放”更具浓浓的火药味, 更加雷厉风行, 从干部到教师到学生, 都组织起来开批判会。斗争会上, “右派”们有据理力争者、有桀敖不驯者、有沉默对抗者、有痛哭涕者。我们班一位出身贫农的同学, 只说了农民吃不饱, 就被定为“右派”, 斗争他时, 班长大吼一声“把***带上来!”, 两男生一手扭着他的手臂, 一手撑着他的肩, 快步推到讲台上, 积极分子一个接一个，上去发言，声音又大又凶, 按照这些发言, 他可以算是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了。这个健壮的贫农的儿子哭了, 茫然地说：“我怎么变成右派分子了!”又遭来更严厉的批判。

   就在这时，我收到妈妈的来信，她说找到父亲了！

   一个远房亲戚早上出去，在将军衙门街口看见走在劳改队伍里的父亲。第二天天刚亮，妹妹就悄悄出门，她走到那里等了很久，看见一支劳改队伍过来，呵，那不就是父亲吗？妹妹叫了一声“爹！”，径直走进队伍，和父亲并排着走。

   父亲急忙问：“你姐姐呢？”

    “在重庆读大学。”

    “你妈呢？”

    “妈又没有嫁人。”

   管教过来叫妹妹走开。这时，妈妈牵着弟弟迎面而来。父亲“呵”了一声，狂喜在眼里闪耀。

   父亲说：“我一看就知道是我儿子。”

   妈说：“那是因为我牵着，要不，你怎么认得出来？”

   妈趁擦肩而过之机，和父亲各说了一句。然后，她转过身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一直跟到目的地。

   这就是六年后父母的第一次见面，他们的感觉却象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自然而亲切。原来父亲就在西胜街、妈妈常去卖咸菜的学校里修房子！而且，这四年他都在我们家附近修房子。真是咫尺天涯呵！四年来，我们思念父亲，寻找父亲，他居然一直在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

   父亲没有修房子的技术，他当杂工：混三合土、搬砖、担沙子、抬木料等。他干活很卖力，一心只想好好“改造”，到期出狱回家团聚。四年了，他每天穿着带有耻辱记号的囚衣，在工地上从早干到晚。上下班排队走在路上，孩子们向他们扔石子，还唱：

     劳改所，真正好，

     吃公家，穿公家，

     背上背个红疤疤。.

   父亲对这些都不在乎，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一家老小；不知道身体柔弱的妻子能否经得起这几年“运动”的折磨，不知道她能否支撑起五口之家走过六年艰苦历程。当拿到妈妈的离婚申请时，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是在告诉他，妈没有让灾难压垮，她不仅正带领全家顽强地活下去，而且还在想方设法寻找自己。他牢牢记住临别时妈说过的话，坚信只要一心一意想着对方，就一定会有见面的一天。这不，今天终于相见了！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六年之后，竟意外地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见到已经六岁的儿子，更让父亲感到意外的是，自己最爱的女儿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他举眼向天，诚心诚意感谢上天的眷顾。那天，父亲特别兴奋，干活也特别卖力气，他把满腔的快乐和激动倾注到沉重的体力劳动里。

   妈妈带着弟弟留在工地上，远远地看着父亲，六年的魂牵梦绕、六年的苦苦思念，终于有了结果，今天如愿和丈夫重逢。丈夫虽然老了，瘦了，但身体还强壮，精神也很好，还能有比这些更让人欣慰的事吗？再等几年，熬到丈夫刑满，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妈获准把弟弟带到父亲身边，弟弟不认识父亲，迟疑着不肯过去。妈妈推着弟弟，说：“你不是总向我要爹吗？怎么今天见到爹还躲呢？”父亲把弟弟抱在怀里，仔细端详弟弟，说：“好儿子，认得爹吗？爹这几年一直在想你呵，你都这么大了，来，让爹看看小伙子胖不胖。”

   父亲挤着弟弟的肚子哈哈大笑。妈妈叫弟弟给父親唱一支刚学会的歌，弟弟对着父亲的耳朵小声地唱：

     骡驼羔子你快长大，

     金色的铃铛头上挂，

     跟着叔叔走西康呀，

     驮载着粮食送边疆。

     拉呀拉呀，拉呀拉呀，

     驮载着粮食送边疆。

   父亲为这支歌动容，妈妈则站在旁边，默默无言地凝视着第一次相见的父子俩，听着弟弟那稚嫩而走调的童音，脸上露出微笑。

   这里的房子很快将修完，妈和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分离，他们珍惜能见面的每一天。妈每天去看父亲，总要给他带点东西。父親不需要穿的，他们都穿统一的灰色劳改服，背上有两个醒目的红字“劳改”。妈妈有时给父亲买包烟，有时带点他喜欢的小吃，有时带些泡菜。那是父母六年来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他们虽然不能随意交谈，却能相互理解，他们有比语言更能交流的眼睛。父亲不知道房子修完后将转移到何处，在和妈短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不谈苦，不谈痛，不谈过去，只谈将来和希望。父亲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他最爱、最思念的我。

   读完妈妈的信，我的心在狂喜中扩大，觉得自己正轻飘飘地飞到云端里，六年来我想父亲、念父亲、找父亲，但是见父亲的希望却很渺茫。我曾千万次问上苍：“爹在哪里？爹在哪里？”却得不到回答，只能把一腔苦水往肚里咽。现在找到父亲了，看望父亲的心情就变得非常急切，就象干涸的土地需要水一样，我需要马上去看父亲，为此，我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可那时学校的反“右”斗争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我挖空心思想办法，找校医院的朋友开了五天病假，偷偷回了成都。可是，这时父亲已不在那所学校修房子，他们搬到城外八里庄去了。离我们家十七、八里，我和妈妈上午动身，中午才到。

   我们看不到铁丝网和高墙，一道小门，隔开了人们的视线。那里不像是监狱，想来应该是父亲劳动的地方，管理上似乎也不太严格。

   我们等在一间象会议室似的很大的空房子里，一个管教坐在角落里打磕睡。父亲从里面的门大步流星走出来，还是过去走路的姿势，还保留着过去那种神态，只是瘦多了，老多了。他满脸喜气洋洋和兴奋，一边走，一边大声说：“我女儿来看我了。”我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情不自禁张开双手扑过去。父亲一把抱住我，拉我坐下来，我们紧靠在一起，他摸摸我的头发，捧着我的脸，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抚摸”。父親才五十多岁，过去圆润的双手，现在长满厚厚的老茧，手背上全是皱纹，成了老人的手了。我摸着父亲的手，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往下掉。

   父亲说：“每次听到火车声，我就想到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划清界线，不再来看我了。”

   我鼻子一酸，顺势倒向父亲怀里：“我这不是来了吗？”我仍然改不掉老习惯，不知不觉又撒起娇来。

   “坐火车很舒服呵，不就象躺在摇篮里一样吗。.”

   “哪像你以前坐软卧，我是坐在硬椅子上回来的。”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脸上怎么长了这么大一颗痣？以前没有呵。”

   “我没有注意，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大的。”我不愿意告诉父亲，我连镜子都没有。

   我问：“你的大肚子到哪去了？”

   “拿它来对付这几年的生活了。”

   “幸亏有它，我应该感谢它才对，可是它已经没有了啊！”

   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好象要把我刻到心里去似的。他的眼睛慢慢潮湿起来，泪水又顺着我的脸淌下。

   我爬在父亲身上，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妈在等你。.”

   “我知道。”

   我俩相倚着，我感觉到父亲有力的心跳，也感受到从他手里流出来的温暖和爱意。

   我说：“再过两年我大学毕业，我们家就会好起来。全家都在等你，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可不准你让我们失望呵。”

   “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李家在康定还有一房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父亲再三嘱咐我，“你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打听他们的消息，争取找到他们。”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

   我说：“这几年我们每天都在想你，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你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父亲的眼睛迷迷茫茫地望着窗外，说：

      蒙冤大邑入囹圄，

      离妻别女叹凄苦。

      往日恩德变成罪，

      六载折磨岂堪诉？

      日日思家家难回，

      夜夜盼儿儿何处？

      忆昔当年救危难，

      捶胸顿足悔无路。

   我流着泪听完父亲的话，说：“爹，别难过，我们还有将来，只要你回来，我们在一起，快乐还会属于我们。”

   “是的，团圆就是幸福啊！”

   妈妈默默地坐在旁边，她的眼神象一首诗：抑郁中带着希望，平静中饱含热情，酸楚中透出一丝甜蜜。父亲把我和妈的手抓在一起，用力握住，三个人就这样坐了很久。妈妈拿出父亲送给她的那绣着百合花的手巾，压在父亲的手心里，深情地盯着父亲，说：“让它来陪伴你吧，等你回来再还给我。”然后妈轻轻地唸道：

      君去六载无消息，

      为君消瘦盼归期。

      一家重担肩强扛，

      满腔悲苦口难提。

      旧衣尚能挡冬寒，

      破屋亦可遮风雨。

      劝君更须多保重，

      执手相嘱长相忆。

   猛然间，我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凉感所笼罩，竟说不出一句话。只听到父亲用重浊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对妈说：“你千万、千万、千万要为我好好保重呵！”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我仍依依不舍地靠在父亲身上，父亲一手拥着我，一手放在妈肩上，三个人眼里都充满依恋。父亲对我说：“不管怎样都不要参与政治，要懂得好好保护自己。”他用力紧紧地搂住我们，然后放开手转身快步离去。我含泪用嘶哑的声音对着父亲的背影大喊：“爹，我还会来看你！”父亲回头向我挥挥手，转身走了进去。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挥手之间”竟然成为我们父女的永诀。

回家的路上，我仍然处在兴奋中，不停地和妈说话，我说：“寒假我还要回来探望爹，我要给他带些重庆好吃的东西回来。”我又说：“要是爹又派进城修房子，我每天都要去看他。”我问妈：“你看，爹身体是不是还好？下次我们能不能在爹生日那天全家一起去看他？”

   等到我象放连珠炮似的说完我的各种想法，妈妈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若有所思地说：“希望他能平安回家，不要再发生意外。”听了妈的话，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是啊，世事难料，我们李家血和泪的教训告诉我，不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们怎么能知道明天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怎么敢去想象明天！

接着，妈一反常态，一路上向我讲诉了她和父亲相识、相爱、到结婚的经过。我第一次听到他们之间感人肺腑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出生，更懂得妈的良苦用心。我再一次祈祷上苍，老天呵，您发发慈悲吧，保佑我亲爱的爹，保佑我们一家早日团圆。

   看望父亲, 五天时间三天在路上奔忙。回到学校, 反右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这种时候, 我不能再泡图书馆, 得“积极”参加班上召开的所有斗争会, 我的朋友郭霞悄悄告诉我, 说：“我们出身不好, 你不要太大意。你看, 我们班上的“右派”, 有两个‘最可爱的人’志愿军, 有小学校长, 有贫农子女, 你要再不长心眼, 小心自己栽进去。”

   后来想起这次冒险看望父亲，还真有些后怕，但却从来没有过后悔。大概是我又瘦又矮小，看起来象个读初中的孩子，管教人员没有想到我会是从反“右”斗争前线偷跑出来的大学生，没有把这次探望当一回事。否则，这件事传到学校，后果将不堪设想。

   反右斗争结束后, 对“右派分子”都进行了处分, 轻者留校监督学习, 稍重者开除学籍, 更重者送劳动改造。 董时光被判无期劳动改造, 押送四川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修铁路, 经受超强体力劳动和残酷饥饿折磨, 不久饿死在那里(他是全国未能得到“改正”的几个“右派”之一) 。

我真得感谢父亲的那位管教了。

   回到学校，我一直沉浸在和父亲相见的喜悦里，盼望下个假期再去探望父他。事情的变化好像是在和我们开玩笑似的，1957年冬，妈去看父亲时被告知，父亲已经被送到雅安里面石棉县的石棉矿去了。

   这个石棉矿是1951年建立的、专门作为劳改营用的矿山。那里是重重叠叠的大山，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生活条件极差。 开始进去时，父亲偶尔还有信来，后来再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是父亲不想向我们谈他的苦，还是他的信不准许寄出来，我们哪能知道。

   总之，父亲又一次和我们失去联系，他在里面的情况，我们就没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