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48

                             希望

    1963年，我怀孕了。

    古人说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1951年我家遭了覆巢之灾，是妈妈和婆婆拼了性命，保护了三支小鸟，保全了这个家。现在，经过了狂风暴雨、大灾大难之后，我们的家就要增添新的成员，婆婆和妈妈特别高兴。我给孩子取名为“晖”：黑夜后的光明，有晨曦的炫烂和活力，有朝阳升腾的必然。妈妈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她说：“这与你爹名字的意思相同，也算是一种传承吧。”

   婆婆和妈妈说什么都要来重庆帮忙。婆婆开心地说：“我这是四代同堂了，真是福气呵。”她一定要早一点来守着我。听妈说，我小时候一步也不肯离开婆婆，只要看不见她就大哭大闹，上幼儿园也要婆婆站在窗外我看得见的地方。现在我二十五岁了，婆婆还要来照顾我，非守在我身边不可，我实在太幸运了。七十五年来，婆婆没有离开过成都半步，来重庆那天，从早上起，她就不吃不喝，因为独自一人上路，她那一双小脚在火车上站不稳，根本没有办法上厕所。她在车上直直地坐了一整夜，当我在火车站接到她时，她仍精神抖搂，满心欢喜。

   妈妈准备了孩子的全部衣服和用品，在我临产时请了两个月假来重庆。学院正好有个货车去成都，我们请司机让妈搭车前来。这时，我已把弟弟转入西南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心里暗暗高兴，以我丈夫的名义把他从成都转来，他或许能“蒙混过关”，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弟弟非常聪明，又热爱学习，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各种奖状帖满屋子。当看见妈前来，我和弟弟高兴得又蹦又跳。妈笑着对我说：“你是要当妈的人了，怎么还象个小孩子，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呵？”妈妈哪里知道，在她面前，我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后来听那位司机告诉我们，他到成都后就和妈约好，回重庆那天早上六点钟，妈在约定的地方上车。早上他五点半去加油时，看见妈已带着一大包东西孤伶伶地站在路灯下，那时是一月初，正是严冬之际，妈妈提前那么多时间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她是怕万一错过了时间，搭不上车。我感到无地自容，我这么大了，没有能力照顾妈妈，还让妈妈为我受苦受累。

   1964年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女儿呱呱坠地。丈夫和妈妈从医院回到家，已近半夜，大家兴奋得无法入睡，一同举怀庆贺。妈妈多准备了一只酒杯，那是给父亲的。她深信父亲一定会来到我们中间，和大家共饮，和我们一起祝福下一代不再有灾难，不再有痛苦，祝愿孩子有幸福的生活和如锦的前程。

   晖从小就表现出她特有的个性，爱哭爱闹。每天熄灯钟一响，她就开始哭，哭起来就没完没了，好象她曾经受过多大苦难似的。每次给她洗澡的时候，婆婆就大声叫弟弟——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弟弟不管在外面玩得多痛快，都会丢下一切飞跑回家。他熟练地准备热水，把尿布从大到小一张张摆得整整齐齐，再灌好热水袋把它们捂热。又帮忙递洗澡用的东西，洗完后他立即洗尿布，井井有条地包揽了洗孩子的全部辅助工作。

   晖在全家人的疼爱中一天天长大，她不再是个爱哭的孩子。这段时间我又有了久违的幸福感，除了在为孩子的忙碌中得到母爱的满足外，也因为弟弟在学校的出色表现。他几学期来一直是班上各门学科的第一名，弟弟会成材的想法在我心里潜滋暗长着，我决心不遗余力支持他。

   1965年弟弟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和每学期三好生、五好生的荣誉小学毕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他没有考上中学，他落榜了。我们中国有一类最令人厌恶的人，他们自己身上长满了虱子，却偏要想方设法去抓弱者身上的跳蚤，以表明对上级领导的忠心。弟弟的班主任就是这种人，在考中学前夕，她以《家史》为题，要孩子们写旧社会自己家人的苦难。其实这些学生都是建政后出生的，作文的内容多是从报章杂志上东抄西凑而来。我们这种家庭，叫弟弟怎么写？于是久久交不上作文。这老师立即意识到我家有问题，她在课堂上拖着嗓子、阴阳怪气地对弟弟说：“你们家过去是怎样剥削穷人的也可以写嘛，这种’家史’写出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的话无异于把弟弟打入十八层地狱，从这天起弟弟再也抬不起头来。而这个老师却如获至宝，赶快屁颠屁颠地跑去向领导汇报她的重大发现，由此而造成了弟弟没有考上正规中学，他又一次被踢到民办学校。

   想到党中央的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想到报纸上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宣传；全家人的心粉碎了。我曾下过最大的决心，不管有多困难，不管需要我负出多大的代价，我一定要支持弟弟上大学。现在他却连读中学都受到限制，我除了伤心绝望，什么也做不了。这件事，再一次提醒我，要我牢牢记住我们姊妹永远都摆脱不掉的“贱民”身份，我们决不能有“非分之想”。

   1965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开始，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厄运又来了，报上宣传：被打倒的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就象挂在屋檐下的大葱，叶干、根烂、心不死”，“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吓坏了，刚刚放松的心又收紧起来。四清运动中，学校要求婆婆回原藉，婆婆本想多帮我照顾女儿一段时间，也不能够了。

   1966年初伤透了心的弟弟和婆婆一同回了成都。

                            大难不死

   1966年5月的一个的深夜，学校广播喇叭里突然传出刺耳的声音，通知全体教职工赶快去开大会。迷迷糊糊中，我感到非常恐惧和紧张，直觉告诉我灾难又在向我逼近。半夜的会上学校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只看到领导不停蠕动的嘴唇，却不知他在说什么。当我沿着漆黑的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小小的卧室，女儿惊恐地睁大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似乎两岁的孩子都知道我们与众不同，我们又将大难临头，她只能默默地忍受。而隔壁军官家属两岁的女儿却在大声啼哭，以抗议她不容侵犯的受母亲陪伴的权利。

   我的预感没有错，一夜之间我失去了所有的“朋友”，谁见了我都装着不认识，显然，前一天晚上领导已经召开过会议，他们决定要教训我一下。“揭发”我的大字报张贴了一大片，我的名字被倒着写，前面冠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并用红笔在上面画上一个又粗又大的叉，和当年被枪毙的“反革命”脖子上挂的排子一模一样，看来我被宣布该死了。我想起兰曾对我说的话, 后悔莫及, 当初要是随大流给校长送一份贺礼, 岂会有今天的灾祸。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事的我, 既害怕又气愤, 我的傲劲又上来了，我在书上写道：“如果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送给他们打，或许他们就不再打你。可我绝不！”不几天学校的另外两个教师相继进了“牛棚”, 还给他们带上高帽子游街，叫他们一边敲锣一边说些骂自己的话。他们将怎样对付我? 不得而知，但我暗暗下了决心，如果要叫我戴高帽子游街，我宁愿死！

   应该是老天早就帮了我吧,我从小因父亲无故被抓，在潜意识里就有了保护自己的本能，后来父亲叮咛我不要参与政治，成了我谨遵的遗言，我一刻也不敢忘记自己“贱民”的身份。我从来不说和政治有关的话，我的任何一张表格里都没有填写父亲一栏，所以父亲的情况没有人清楚。尽管有不干活、专管人的书记，他们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却没有找出我这个“妖”来，领导又组织人反复回忆和过滤了我平时所有的言行，除了对领导不恭外，找不到能让他们上纲上线的“政治问题”，暂时没有把我定为运动对象。在那疯狂的年代，学校教师被贴大字报的人很多，但这些大字报仍让我愤怒，再一次感到我的前途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不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什么命运。

   更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女儿，她才只有两岁多，只因她是我这个黑狗崽子的孩子，她的身上自然就打上阶级的烙印，也被批判成资产阶级小姐。我害怕弟弟的命运又将落到她身上，为了她的安全，只好送她去西南师范学院幼儿园住读。我们家的第三代也不得不经受痛苦了。由于我们穷，晖营养不良，又因出麻疹转为肺炎，刚从医院回家不久，身体很虚弱，在幼儿园常常生病。有时星期六把她从病房接回家，星期天又送进病房，到下个星期六再去接，她还住在病房里。每次送她去幼儿园，她总是双手抓紧我的衣服哭得死去活来，两个老师用力掰开她的手，把她抱走，我便飞也似的逃开，这时才体会到不敢回头是什么滋味。

   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前进，矛头渐渐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是“黑狗崽子”相对较多的地方，造反派忙着“造反”，忙着当毛泽东的红色保卫者（简称红卫兵），再没有人有心思来过问我们。不久，学校停了课，我是没有资格参加、也不愿意参加“造反派”的另类，趁机住在北碚，再不把女儿送到幼儿园，过了一段逍遥派的逍遥日子。

   说是逍遥, 其实不然, 当时西南师院也成立了“八.三一战斗团”, 但大多数教职工都参加取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保皇派”。 他们对反“右”斗争还记忆犹新, 私下说: 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后成了反革命都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不久重庆的学生到北京串联, 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也来到重庆。第一次来的北京小将, 多是高干子弟, 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真正意图混然不知, 全部身着旧军装, 腰绑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 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他们高喊“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子即将成为“黑帮”。他们把首都的革命狂飙带来, 把红卫兵“造反有理”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带来, 也把“要武”的作风带来。学院立即沸腾起来，辩论会上, 说不了两句他们就解下皮带劈头盖脸向对方打去； 批斗“黑五类”或走资派的时候, 他们抡起皮带, 铜头“叭、叭”地打在对方身上、脸上, 只见“坏人”们头破血流, 滚翻在地。接着戴高帽子和五花八门触及皮肉的手段也应运而生, 花样层出不穷, 看到这些, 我怎么逍遥得起来?

   一天,西南师院“八.三一战斗团”, 和保守派“工人纠察队”在一教学楼发生冲撞, 老工人符某某被革命小将推下楼, 摔成严重脑伤而昏迷不醒, 送医院后, 治疗无效身亡。他是重庆文化大革命因诉诸武力而死亡的第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