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55

                                  3   

 大邑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复（83）字第94号

    李光普，又名李万华，光华，男，生于一九00年，四川大邑县人，判前系起义人员，已故。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邑县人民法庭以“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处李光普徒刑九年，现今再审查明：

    原认定：解放前李光普与其弟勾结伪县长，诬害农民李吉成挖毁母亲之坟，后李吉成被杀之事，现经查，与李光普无关；四九年九月同谋镇压农民减租减息运动，无依据；解放后，疏散财物，拒决赔偿也无确凿证拒，不予认定。拒此，原对李光普以“反革命、不法地主”判决不当。原大邑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法刑字第1595号刑事判决书现予撤销。

                                                                               （盖章）

                                                                           大邑县人民法院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拿到这份复判书，我欲哭无泪，大邑县真是太“聪明”了。父亲表面上“平反”了，实质上却留下了一个大尾巴。当年判决的前两条“罪行”，他们都明白地说：“与李光普无关”和“无依据”，而在第三条上他们却做了文章。尽管复判上写着“不予认定”，却在这句前写道，因“无确凿证据”。这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证据是有的，只是不确凿，只好“不予认定”；可是大法刑字第1595号刑事判决书上却言之凿凿地写着“转移财产一千多石粮食到狗腿子潘树廷家”。我们家的财产不是粮食，更从来就没有放在大邑县，何来转移之说？当年如真在潘树廷家找到一千多石粮食，怎么现在会说证据不确凿呢？显然是根本无证据，这当年的第三条“罪状”也是胡编乱造来的。那么以三条大邑县制造的、根本不存在的“罪名”来判罪，其结论应该是什么呢？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那是有意冤枉人，是冤案。而复判的结论却是一句含糊其词的“判决不当”。“判决不当”的意思太丰富、太含糊了，这含糊的用词中只有一点不含糊：只是判得不恰当而已。我情不自禁地要问：这不恰当的判决是判轻了还是判重了？是该判九年还是九十年？是该无期徒刑还是枪毙？怎样的判决才称得上“判决得当”？

    既然决定“予以徹销”，却不愿意说明李光普无罪，他们回避了这最重要的一点，用这种伎俩来敷衍受害者家属，哪里还有一点平反的诚意？更何况用这三条被编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罪行”，原判应纯属冤判而不是错判。最了解情况的周鼎文、当时大邑县人民法院院长，居然判出这样的案子，这中间肯定藏着重要问题。而在“平反”过程中大邑县和周鼎文的表演，也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周鼎文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大邑县政府的复判对他们当年的问题没有一点认识，我们子女不能接受。为此，我写信给邓小平，无回音；我找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反映，并交给他一份材料。

   杨超书记接见了我，说：“我们党对不起你们全家，请你转告你的姊妹们，你们现在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我说：“我们只希望能明确父亲无罪，他的案子是冤案，就心满意足了。”

   可我送去的材料却仍久久没有回音，此事也就不再有消息。后来，大邑县发给四百元以此作为“落实政策”的全部善后。这四百元多么沉重啊，它承载着我们家破人亡的苦难、父亲几年的劳改生涯和一条人命、母亲忍受了半生的孤独艰难和凄苦、我们姊妹们失去的父爱和所受的屈辱，以及一家人三十多年“享受”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生活。至于落实父亲起义人员政策的问题，却再也无人过问。

   我反复看了父亲和二爸李育滋的几份判决书，终于明白了一个问题，当年大邑县人民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给李育滋和李光普判刑，不是他们掌握了两个人的“罪行”而判，是他们先决定要这两个人死，而胡乱抓些“罪行”硬扣在两人头上，其结果就是一个被枪杀，一个死于狱中。现在的“撤销原判”既不提“平反昭雪”，也不说“赔礼道歉”，不过是做个样子，愚弄受害者家属罢了。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父亲的起义人员证书，在父亲平反后二十五年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