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涩年华

少女情窦未曾开，月影星光赤子怀。

秋波涟漪春江外，同窗数载小无猜。

二十年后忽一梦，轻语浅笑漫步来。

相迎执手如默契，慑然惊心天幕白。

第一次诗会就请假，太不给面子，往后，俺也不好坐庄是吧。但对这题目真是为难了半天，原因是咱没有初恋哪，说起来真是太没有面子啦。再说，俺是《山楂树》那个时代的人，能有什么浪漫往事啊，为了交差，想起一段往事，权充是初恋吧。肯定一点儿也不抒情，各位担待了啊。

我在家里排行最小。父母去世时我还很小，哥哥姐姐嫂嫂们养育我长大。70年代初刚上中学，就去了西北三哥三嫂处，原因是为了躲避当时上山下乡的热潮。在那里，我从初中读到高中毕业，同学都是淳朴的矿工子弟。因为我兄嫂是从北京来的大学毕业生，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我也是从北京来的，其实，我当时是从东北的大哥处转来的，解释也没用。反正北京也确实是一家人几十年来的据点，我们在外面怎么流浪，还是一线牵在北京。我就这样以“北京来的”同学加入了新的学校。那个年代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我的出身不是一般的而是非常的“不好”，在同龄孩子的眼里，我就是一个从书里走出来的，旧时代的人。我从不对人提起的家庭，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与哥哥们十几岁，乃至二、三十岁的年龄差，我的一切，对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迷。还有，就是遥遥领先的学习成绩，拉开了我和大家的距离。其实那个时代，大家都不学习，我也不学，那成绩根本不是我挣来的，那点东西还用学？而且，我除了从小读书走到哪都出名，其它一无所长。可能因为学习好，学校不计较我的家庭出身，要我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我在那个时代，唯一跟“红”颜色沾点边儿的记录。我在十三岁上抽个子，从又矮又小，变成个细麻杆儿，加上对高原不适应，整天有气无力，无精打采，低头驼背，自己觉得很不好看，也很自卑。可别人却说我很傲，年年的期末评语都是：“学习成绩优秀，要进一步克服骄傲情绪，明确学习目的、、、”。这是一笔糊涂官司，永远说不清的，你出身不好，就肯定不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学习，因此要明确学习目的。我上学早，在班里属于年纪小的，成绩又好，让班里大同学很没面子。也不知怎么搞的，到初中的时候，有的同学竟然比我大四、五岁，自然情窦早开。初中的时候，同学之间传纸条，有人读不懂，竟然来问我，而我更蠢，既然号称有“学问”，就认真的给人家做字义解释，多年以后想起来，才明白当时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这么一个书呆子，直到高中毕业，没收到过一张纸条，我怀疑男孩子怕我笑话他们写得不够好。

在女孩子开始爱美的年龄，我只是看着别人美美的，与自己无关。从小羡慕人家红扑扑的苹果脸，那才是正牌的“祖国的花朵”。很多次对着镜子，拼命鼓起腮帮子，想象自己能有个圆圆脸该多好。这是俺小时候的秘密，现在脸皮厚了，跟你们讲讲，不怕你们笑话。小时候，大嫂曾经仔细端详过我，结论是：长得挺周正，耐看。老天，在十岁孩子听来，这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俺听不出来啊！不过，大嫂是夸我，这我懂。我成年以后，深深明白打狗看主人的道理，那也是真正的“世态炎凉”啊。人们夸奖小孩子都是给父母听的。我没有了父母，家庭成分又不好，认识的人都要划清界限。小时候很少听到当面的夸奖，因为没必要，夸这个孩子给谁听呢？对我的夸奖都在背后，甚至有些咬牙切齿，可能因为这个没爸没妈的孩子，资本家的狗崽子，占有（浪费）了太多天赋资源吧。小学五年级，我刚转学到那个学校，在全校集合时，五年一班的年轻女老师，指着我（那时个子矮，站在队前边），对我的新班主任说：你看那个小姑娘，眼睛多有神采！我快乐的看着她，明白这是夸我。从此见了她，就觉得特亲切，可她直到我小学毕业，再也没多看我一眼。不过，还是很感激她，我因此知道自己眼睛有神采，不是所有人都有神采滴！来美国几年以后，寄回去的照片，三哥看了回信说：感觉眼睛没有了以往的神采。这是三哥第一次提到我眼睛的“神采”，遗憾的却是在它从我眼中消失以后。发育期抽个子，长得又高又瘦，常言说物以稀为贵，那年代全国人民都很瘦，胖子才稀罕，在瘦人里面当瘦子，怎么可能好看。我哥哥年轻时长得非常帅！一米八几的个子，学工科的，又有文学的气质，我中学的时候，男同学都远远地仰望、极其崇拜他，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来看我，引起我们班女生惊叹。那时候他在矿里的篮球队，很有名气，我刚去西北的时候，别人远远看到一个细高的小女孩儿，马上就知道这是谁的妹妹了。我十几岁上，长得干巴巴的，整天羡慕别的女孩水灵，真的有过一段非常自卑的日子。

十五六岁的时候吧，矿里来了个上海医生，矿山艰苦，与市区有三十多公里的距离，上下班乘矿山通勤火车，要起早赶晚，派到矿山工作，有点半惩罚性质，大家都不高兴来，但是这位上海医生却不同，她长得很秀气，上海人天生会打扮，穿得很洋气，在以男性为绝对多数的矿区，就像天外飞来的花蝴蝶，一时风生水起，围绕她的传说甚嚣尘上。那时候叫做“生活作风问题”，现在叫绯闻。能跟她有绯闻的都是矿里大大小小的官儿。上海人聪明，会交际，因为她与这些当领导的关系好，得到的评价也好，后来，不到两年，就调回市里了。就在那段时间，有一天，我生病了，就走到医务所想要点药。进去看到这女医生在跟一个很帅的小伙子聊天，我就很识趣地坐在一旁的长椅子上，安静地等着人家谈完。也没留意他们在谈些什么。过了一会儿，有几句话飘进耳朵：“这谁家的孩子？长得这么秀气！我来矿上一年了，还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孩子。”“她？你连她都不认识？！哎呀，她就是X X X的妹妹、X X X的小姑子，矿山学校学习最好的学生，大名鼎鼎的X X X！”我抬起头来，他们两个正在看着我。这是我从小到大，受到的第一次直接的称赞，一时真是懵了。她不认识我，她是一个上海医生，她长得漂亮。直到很多年以后，不管我受到什么样的夸赞，都比不上那一次的震撼！丑小鸭什么时候变成了白天鹅？是那位上海女医生用她无意间的一个惊叹，扫除了多年来伴随我成长的自卑阴影，原来，我不是那么丑啊。

这个记忆中难忘的星光一闪，并没有改变生活的基调，高兴过后，还是要继续面对现实。因为太多令我自卑的因素，在当时根本无从改变。矿里有十几个大学生，多半是从北京来。我们家里这两个，是六五年毕业的，资格比较老，三嫂是矿里唯一的女大学生。虽说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可知识分子走到哪里，也改不了“臭老九”的习性，总是有些格格不入。最好笑的是三嫂，她爷爷在上世纪初，是燕京大学的教授，父亲是北大很早期的毕业生，全家早就移居北京了，可她原籍是无锡，一家人都保留着无锡的生活习惯。这使得我也一辈子都有些南北不分，生活习惯不南不北。可能我长得也不像北方人那么粗线条，不认识的人，会想当然地当我是南方人。在美国，常常有上海人见了我，用上海话问：侬上哈宁伐？这是后话了。当时，三嫂对我的教育则是：我们家是世代书香，你跟着我，绝不能给我丢脸。三嫂也不是红色劳动人民出身，但比起我们黑色的剥削阶级出身，她的白色出身还是很有优越性的。矿区里男性工人为主，多半是单身，或是因为户口问题两地分居，只有老工人才是带家属的。我刚去时是小孩子，兄嫂不太在意，慢慢长大，他们也多了忧虑。我们住在矿区的家属住宅区，在同学朋友家里玩儿，从来都得天黑之前就回家，尽管邻里之间几步之遥。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在别人家过夜。平时，走路也有规矩，不能走得太慢，不能东张西望，跟同学们在路上说笑打闹，回家是要挨骂的：像什么话？一点教养也没有！最夸张的，就是一点也不敢爱美，不敢打扮。小辫子不能留得太长，放假的时候，不用上学么，我的头发长了，用个发卡向后拢去，再编起来，出门来被一个大我几岁的女同学见到了，她大叫：你这么好看！正美滋滋呢，哥嫂回来了，一看之下，怎么了得！三嫂说，这么小就会臭美了，三哥说，马上把头发剪短！其实，不就是一个铁丝的发卡么，让他们俩如临大敌。一气，把头发剪得只够编三下，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的委屈！不过，多年后回想起来，理解他们为了保护我真是不遗余力。

我上小学的时候，只喜欢课堂，那里没有歧视，没有欺侮，也没有生活里的恐惧和悲伤，课堂是我的天堂。在课堂上，我就是翅膀闪着金光的天使，幸福地飞翔。家里送我上学，是把学校当幼儿园，因为母亲生病，没有人照看我。我那么热爱读书，让所有的大人们吃惊之余，也让我的同学们黯然无光。几乎在所有的课外时间，他们尽可能的表达对我的蔑视和不屑。夏天，学校为了避免学生喝生水，有热水器提供开水，是个大桶，常常有高年级同学抬来，大家排队用自己带来的茶缸接水。轮到我的时候，几个同学会故意站到一起挡住我，矮小的我，只好放弃喝水。很多次老师走过，不忍看到这个景象，上课一再说，要发扬阶级友爱。可是，我不属于他们的阶级，“友爱”也不肯惠及于我。作为全校最矮、最小的学生，直到上三年级，与我同龄的孩子们也都上学了，有个非常矮的孩子顶替了我的位置，我才终于“荣升”为全校第二矮小，但那也不等于社会给予我平等生存的空间。

相对于小学生涯，在整个中学期间，我得到了同学们超常的尊敬，一方面因为工人子弟的朴实善良，也因为中学的孩子，毕竟年龄大些了，懂事了。与此同时，我受尽了老师们的宠爱，或许是物悲其类吧，那时的知识分子，多数都有家庭成分的困扰，自己也很不得志。

无论怎样强调跟工人结合，矿里的知识分子，跟工人们的隔阂是显而易见的。文革中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一些毕业生，67,68,69,70届，一股脑分配到这个新兴的西北工业城市，其实有色金属，跟他们的专业一点都不沾边，公司把他们发配到矿山，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矿里拿这些“老九”没辙，不知道他们能干什么。闲置了一两年以后，突然想到，应该物尽其用，何不让他们去学校教这些工人子弟。于是原本不情不愿来受教育的“老九”们，又咸鱼翻身来教育工人的子弟了。我中学的那些教数理化的老师，就是这些清华大学的“老九”。本性难移，他们在课堂上，嬉笑怒骂，调侃我的同学，但是大家都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年轻有学问。我最喜欢的高中数学老师，是个上海人，清华大学原子反应堆工程系毕业，据说他在清华全校英语考试中，得过第一名！他那时一直坚持每天读英语，文革后恢复高考，他和我都考回北京，我上大学，他读研究生。那时在清华的同学中，他算老一点，结了婚，爱人是他的同学，北京人。后来才知道他还有女儿。可能因为讲英语，他说话一点不像上海人，明显的舌根发音，有点大舌头。我是他的宠儿，在他的课堂上，我得到许多特权，毕业多年以后，同学们还津津乐道。常常一堂课，就是他和我的对话，好像他只对我一个人讲。同学交不出作业，他说：站起来，下一个，没做？站起来，、、、一个一个站在那里，他就开始讲课了，几个站着的，累得东倒西歪，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他们，亲切和蔼地说：唉，你还站着哪！坐下坐下。即使天天被他罚站的同学，都对他喜欢的要命！机械识图部分，每个人都要用土豆、萝卜削模型，我要求画出立体图，他说只要我能做到显示出所有的细节，于是我每次作业就是画图，那就简单省时多了。学三角函数时，我又投机取巧，他在黑板上写题，我在下面心算加笔算，做得飞快，也不抄题，只标上题号，他抄完题，转过身拍拍手上的粉笔末，我就递上答案，我们愿意看他那个夸张的“哭笑不得”的表情。

我出身不好，不能当班干部，可各科的课代表都是我。后来物理课老师说，你当了太多的课代表，分一个给别人吧，就让一个男生当了。高中的时候，班主任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加上工人阶级，他不信邪，提名我当学习委员，那时我对这些名誉之事早已置之身外，像个垂垂老人，坚决婉拒，可同学一致通过，我就当了两年甩手学习委员。每当老师缺席请假时，矿里会派个代课老师，新来的第一堂课，都会把我叫起来，看看长得什么样子，考考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那么棒，常常全班大笑，我就像一只被耍的猴儿，很不高兴。记得有一次，一位大学生，南京人，来代课，他好像不是清华那一拨人里的，但也跟我兄嫂很熟的，他也是先把我揪起来，不知问了个什么问题，我对这些猎奇者已经厌烦透顶，也不记得怎么答的，反正他让我坐下，并且说：也没什么了不起么，哪有传说的那么神。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传说我的？

回想起来，无论是家庭还是我本人，都没有真正地走进任何一个工人的家庭，他们对我的善意让我感念至今。我们站在一线两端，彼此守着各自的优越和自尊。我中学同学的父母，多是解放后尤其是大跃进时期，从东北的矿山农转工，后来随调到西北来。在他们眼中，我们有足够的资本傲视别人，但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灰头土脸，真是掩不住的尴尬。三嫂每次回北京，都会托运来一些她父母家里的老家具，人们对我们这个家充满好奇，我的同学经常来找我玩儿，但没有男生来过。虽然表面上跟同学嘻嘻哈哈，谈笑风生，甚至被同学们仰望着，但内心里，我是个非常悲伤的孩子，心里总在流泪，对父母的思念，对自身处境的无奈，沉沉地压在心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生存之于我，毋宁是一种酷刑。同这些健康质朴的工农子弟在一起，我的自卑无以言状。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下山到市里，从火车站到家属区有将近4公里的山路，我从没有告诉别人，那4公里对我而言，每走一次，都体验一下世界末日。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贫血，我没有一点力气，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跟上伙伴们的步伐，因为看到别人是那么轻而易举，那么不费吹灰之力！我羞于让人知道我是这么无能，这么蠢笨，课堂上的荣耀，在实际的生活里一无所用。在同学们以为我孤傲，以为我是个天才的时候，我正在铺天盖地的自卑里拼死挣扎。学农劳动，我踩不动铁锹，举不动镐，学工劳动打道钉，他们照顾我去烧火。在展示一个学生“优秀品质”的所有活动中，我都只是听着别人的名字唱响，不知道这么无能的自己，凭什么受到同学的尊重。从初中的时候，同学们就发现，我的一切都跟他们太不一样了，善良的他们，把我看做是书里描写的人。而我则心惊肉跳地看到自己身上，那些与生俱来的资产阶级臭毛病。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蓝，弱不禁风，每天都能触摸到死的感觉。家庭成分太高，注定了我这一生没有前途。身体衰弱，任何日常活动都要拼了命去应付，内心的绝望真是无以复加。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既然来了，为什么这世界没有属于我的一锥之地？后来回到北京，才明白，我就像一棵倒霉的植物，被栽种在不适合我的土壤里，又遇上了不适合的气候和季节，天知道，我怎么能从那么恶劣的状态中活过来，长大成人。

那已经是我高中最后一年了。上山下乡的宣传越来越紧迫。本来送我去西北，就是为了长大以后避免下乡，谁知还是躲不掉。我患了严重的胃溃疡、胃出血，造成重度贫血（血色素4.5克），苍白的像一张纸，在一个十月飘雪的日子里，我住进了医院。当时有个工农兵学员的实习生，来问病史，她对我好极了！像对小孩子一样。主治医生说，我是他从医生涯里，见到的最小的胃十二指肠溃疡患者。输了600多毫升鲜血，血色素就回升了，医生说，到底是小孩子，血液生长得快。我很幸运，没得肝炎，那年头儿，还没听说过艾滋。从医院回到学校，一切如常。如果说有一点变化的话，就是班里有个男生，开始不停地跟我说话，而且是在上课的时候，气得老师在讲台上满脸通红。那个男生，就是当了物理课代表的那个男孩子。在我整个中学时期，男同学从来不靠近我，我令他们自卑。他们的骄傲主要表现在劳动的时候，但再怎么说，作为学生，在课堂的时间，还是远超过劳动的时间。尤其当时兄嫂对我严密的保护，男孩子也没有机会接近我。这个男孩是个例外，我们从初中就同学，如果把我和全班同学分开成两个阵营，我自己一边，在另一边全班同学的面前，最接近我的就是这个男孩。他是班里第二名学习好的学生。初中的时候，我肯定个子高过他一段时间，高中以后，他就高出我半个头了。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浓眉毛，单眼皮的男孩可爱，那男孩有一对浓密整齐的眉毛，向两鬓平展延伸，单眼皮，笔直的鼻梁，宽厚的嘴唇很有菱角，瘦瘦高高的，看起来很精神。他们家和很多老工人一样，也是从东北过来的，他爸爸跟我哥哥一起打篮球，岁数比我哥哥大些，是矿里篮球队队长，母亲长得很清秀，男孩就很像他母亲。初中毕业时，很多年龄大的同学，就直接工作了，我们属于年龄太小，不符合工作条件的，接着上高中。也因为那么折腾一番，大家都知道彼此的年龄，他的生日在年初，我的生日在年尾，我们虽然同年，但他实际上大了我整一岁。

我们是单排座，每人一个小课桌。他跟我横竖都不同排，而是向左后错一排。班主任老师一上课，他就从后面叫我，我把身体探出桌子，我们在两个竖排中间的走道上，互相探出身体交头接耳，十分醒目，眼睛还看着老师在台上涨红着脸，气得要命。这种促狭恶作剧，让人很兴奋，乐此不疲，他一叫，我就回应。老师终于忍无可忍，在前面说，上课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我们也不理睬，照样我行我素。那位老师是西北人，矿里抽调来的，对我非常好，但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他，让我当学习委员，我也不买账。可能高中的时候，骨子里就想犯点儿坏，就想气老师，我也不例外。

那是一段奇怪的日子，他突然接近我，这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可能是我生病住院，让他看到我并不是平常看到的那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个病弱的女孩子而已。我们只在上课时说话，从头说到尾，都是他说，我听。他讲很多男孩子的恶作剧，有一次说到，他们怎样设计把我们家的猫逮住，抓到山沟里烧着吃，因为我们的猫，老是去偷他家的兔子，我听了气坏了，好几天不搭理他。下了课，我们没有任何交往。我的家，我的哥嫂，令所有我的同学望而生畏。其实，他母亲来过我们家，三嫂肯定没想到她为什么来，我却明白了，那是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当时很失望，他采用了这种方式，而不是直接跟我说。所以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在我们家里懵然不知的情况下，三嫂的强势，无疑令他母亲退却了。

已经是文革的后期，在中央部委工作的二嫂和姐姐、姐夫，陆续从各自的干校返回北京，北京各家的生活也开始步入正轨。姐姐来信要接我去北京养病，高中毕业考试刚结束，还没等到毕业典礼，我就去了北京，故事就这样无疾而终，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那个一对浓眉，眯着细眼睛，一眨一眨，泛着坏笑的样子。

后来高考，听说他也要参加，我觉得他可以的，那时他已经插队回来，当了电工，不知后来为何，又没参加高考，我上大学以后，听我哥哥说起过，他是个优秀的电工，非常聪明，当然了，他是物理课代表啊。

那是真正的十六岁花季啊，他当时应该是十七岁了。我们之间除了上课时的交头接耳，其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发生。生命何其脆弱，却要承载太多现实的苦难，前途茫然未知，等待的可能只是绝望，青春的萌动，自然地收敛、匆匆收场了。

我做菜切葱，总是先切葱叶，因为用不完，葱白比较好保存留待下次用。有时我想，我的人生也是这样，倒着走。在我很小的时候，心里就满是沧桑，看尽世态炎凉。父母逝世，使我从小触摸着死亡长大。在深重悲伤和绝望的压抑下，孩童时期的我，没有真正快乐过。反倒是成年以后，心境越来越阳光，越来越有童心童趣。少女时期的自卑、压抑和挣扎，使我能够从小就安静、沉潜，从而深刻地透视人生。小女孩时一无所有，聪明和美丽是上天恩赐的资本，但是所有的一切，也都会随着年龄失去。每个人都年轻过，年轻总是美丽的。四十岁的女人，再精致的面孔，再光滑的皮肤，也抵不过二十岁的青春活力。人生要学习把外表的美，转化为内在的美，在每一个年龄，都活出那个年龄的美丽。我不曾为没有浪漫的花季而遗憾，两性的吸引，是动物的本能，男女之爱是本能的表现，并非升华了的情感。这世间有太多美好的情感，并不局限于男女情爱。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苏东坡与弟弟之间的诗词传情，都无关男女情爱，却都是千古绝唱。亲人之间，朋友之间，所有善良的情感都同样美好，都令人感动，都值得留恋和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