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 （二）

这里是大西北，荒凉的高山峻岭中，一个新兴的工业小镇，现在已经是市级建制的城市了，市里白杨树，林荫道，甚至有了人工湖。在当时，市区只有两条柏油马路，一条主要街道，骑上自行车从一头到另一头，只需5分钟。据说50年代大炼钢铁，勘探队员在这里找到银矿，因此以白银命名。主街上有几家清真饭馆，二毛三分钱一碗牛肉面，旁边有几双虎视耽耽的眼睛，严阵以待盯在那里。吃完了，把碗连同剩下的面汤往桌子上一放，立时就有几只精瘦的手伸过去。抢到碗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碗里的汤倒进嘴里。

三哥和他心爱的人来到这里，年轻的心，充满了新奇。对于环境的艰苦，大概也有两个人分担，就减了一半的效应吧。那时候的人，都是中规中矩，虽然恋爱几年，也已经许定了终身，而且女孩已经随他千里迢迢，离乡背井来到这里，但他们还是遵循常规，大学毕业第一年，他们各自住单身宿舍，工作一年以后才结婚。结婚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了。两个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赶上了文革中的婚礼，收到的礼物多半是精神食粮，譬如红宝书、毛主席像章等等，与居家过日子关系不大。其中倒是有一面镜子，他们用了很多年，也许当时还有个洗脸盆之类的也还实用。

他们在这个小镇安了家。我大概其知道他们曾经住过的一带土房，两人在那里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那时结了婚就没有探亲假了，生孩子的产假，可以回北京探望父母。三嫂生长在北京，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来到这个荒凉的西北小镇，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对北京的怀念和向往，那是他们一生都不愿剪断的脐带。因此，三嫂一定要回北京去生孩子。那时每个人都填表格，家里的情况，社会关系等，都要老老实实向党汇报。三嫂希望她的孩子将来填表格的时候，能写上，出生地：北京。而不是这个西北的黄土小城。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在北京。电报来时，三哥放了两个二踢脚，庆祝他的长子诞生，也庆祝自己当了父亲。这个孩子的出生，触动了两个人心底的担忧。我们的家庭出身“黑”的那么沉重，三嫂可以不计后果，爱上一个没有政治前途的人，但他们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家庭出身断送了未来的前程。两个人商量，比较起来，至少三嫂的家庭出身还是“白”的，在政治上努力向党靠拢，将来孩子的母亲是党员，多少也能冲淡家庭的“黑”色吧。于是两个人目标明确，做了分工，三哥全心全意支持，三嫂积极工作表现，开始了为下一代而争取政治进步的持久战。几年以后，我加入了这个家庭，也同时加入了他们的奋战。

一个男人有怎样的一生，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他选中相伴一生的那个女人。应该说，三哥是个幸运的人，他娶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三嫂不是寻常意义上，那种特别细腻的女性。但是，她受的教育和天赋，她的才华和性格特质，她吃苦耐劳的韧性，胜过了多少男人，在很多方面，都足以令任何一个知识女性望尘莫及。

那不是一般的艰苦。西北，西方主燥，北方属寒，那里是又干又冷的地方。西域风沙，四季而作，光秃秃的山上，碎石黄土，一遇阵雨就成山洪，土石滑坡，存不住一点水。没雨的时候，到处干旱，山上稀稀落落耐旱的草，都是黄土的颜色，远远望去，全无生气。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最苦的就是这个“食”。那里以麦面为主食，高原气压低，沸水烧不到100度，馒头总是蒸不熟，那黏黏的馒头，泛着馊味儿的面条，曾经让我的胃酸泛滥，以至于离开那里以后，很多年都不爱吃面食。尤其是没有青菜，当地产不出足够的青菜，来支撑这里的工业人口，青菜都要从几百里外运过来，菜店有菜的时候，一次抢购。多数时候，菜店里空空如也，连根菜毛都不见。只能各单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些单位的车辆，专门为职工运输吃的东西。最过分的是青菜吃不上，肉也没有。真不明白，那年头猪怎么长得比人还瘦！每人每月一斤肉的定量，每家总能有几斤肉可吃吧？其实不然。东西少就金贵，肉在上砧板之前，早就内部处理过了。在肉店排半天队，好不容易轮到了，多半都是猪胸部位，一刀下去，脊椎骨加肋骨，连着皮和薄薄的肉，4斤肉至少有2斤半骨头加半斤皮，所谓吃肉，不如说是吃肉味儿。每月每人半斤油，如能足量，也还过得去。可是这半斤油多半是含有大量杂质的棉花籽油，或菜籽油，加热以后就变成满屋子油烟挥发掉了，炒菜多半都成了煮菜。就连酱油，都是盐水化合物，看着有颜色，煮出的菜却没有颜色。还有，恐怖的厕所，夏天厕所里的蛆虫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小在京城里娇生惯养的三嫂，跟着三哥一路走过，对于这些，从没叫过一声苦。她总是自豪地说：我这人能吃苦！这是实情。在艰苦的生存环境里，有一个能吃苦、肯吃苦的女人，与他共甘苦，这是三哥多大的福气呢！

在69年战备命令之前，他们还住在山下市里，应该是每天乘矿山通勤火车去上班。三哥每天下矿井，孩子还小，时常夜里发烧，抱着去医院。70年后，山上建了家属住宅区，响应当时备战的号召，多数职工都搬到山上，三哥三嫂也把家安到了山上。山沟里两处五栋和十五栋平砖房，大家把这两处家属住宅区分别叫做“十五栋”和“五栋”。到我去的时候，他们就是住在十五栋。

三哥有一张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头上有顶灯，手里拿着手电筒的照片，真是飒爽英姿，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但是真实的生活，绝不是那么浪漫。那时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还不是工程师，而是技术员。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没有调级，三哥做了十年的采矿技术员。事实上，做工程师的工作，拿技术员的薪水。他是做井下开采施工设计的，一切以工人安危为重。在矿山那么多年，他每天上班，都是一早把包放到办公室，换上工作服，戴好防护用具就下井检查，几十年如一日。我那时看到家里有崭新的工作服，线手套和防尘口罩，天真的以为新社会了，当工人这么幸福！三哥却说，工人们很辛苦，也很危险。他说，对工人的安全教育是长期的。我是后来才明白的。竖井开采需要井下爆破，电钻打眼，塞上炸药，引爆，水枪驱尘，工人们长年工作在井下，又湿又冷。四季都要穿工作服棉衣棉裤，长水靴。井下很危险，会有塌方，爆炸后的粉尘，会造成肺的间质纤维化，也就是矽肺。而多数工人都不遵守安全规则，因为不懂得事情的严重性，发了防尘口罩也不戴。很多工人下井十年左右，就有相当严重的矽肺了。我曾经看到一些老工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高原本来就缺氧，得了矽肺，严重的缺氧使他们胸闷憋气，一点力气也没有，形同废人。我从那时开始担心，怕三哥得矽肺。好在三哥以身作则，几十年天天下井，总是严格的做好安全防护，后来得以从他的岗位上，全身而退。

矿里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工伤和死亡，那是最令人辛酸的景象。我们学校总是承担制作花圈的工作。放了学，大家留在学校做纸花，我和同学们都做得一手漂亮的纸花。我们那时不大想到在这些纸花的背后有着什么意义，即使那是一个生灵惨淡的逝去。但是随后，就会有死去的矿工家属来到矿上，要求解决家里的困难。矿里的赔偿肯定无法解决一家母子的长久生计，失去了当家人的家庭，日复一日的在矿上滞留，到食堂打饭。然后，某一天，他们就离开了。如果家里有接近可以工作年龄的孩子，矿里就会安排接替父亲，算是有个工作了，没有的话，也许要回去等些年吧。一个生命离开的背后，是一个家庭漫长的苦难。三哥对这一切，是感而慨之。他能做的就是尽一己之力，坚持科学合理安全的井下开采，他在竖井开采这方面做了三十多年，从技术员做到高级工程师，兢兢业业。其实他是做设计的，要偷懒是可以的，但他总是在第一线，每天都要下井看一圈，才放心。矿工意外的事看得多了，记得那时他每天下井，我们都提着心。有一次，三哥在井下受了伤，全矿都知道了，我听到消息的时候，脑子都不会想了。后来，听说是腿伤到了，人没关系。我在去矿里的路上，遇到了送三哥回家的小轿车，三嫂和侄子都在车上，他们叫我也上车，一直送我们到家里。三哥善良厚道，对人充满悲悯，上天保佑他，在矿山多年，受过轻伤，没有大碍，更难得的是，没得矽肺。多少跟他同时期的工程师，都未能避开这种病的折磨，那些工人们，就更不用提了。

那是文革时期，全国都在闹革命。工矿企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命脉。三哥曾说，国家这么大，大家都不干活，还谈什么国计民生？三嫂说人家都不干活，三哥还是闷头儿干，出身不好，评先进也评不上他。可三哥说，拿着国家的工资，不干活对不起良心。三哥的言行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凭着良心做事，应该是做人的最高准则。那时候，经常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在我们家里，就是三嫂抓革命，三哥促生产。三嫂在学校的时候，大概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据她说跳过集体舞，毕业后也在公司文艺队表演过，后来到了矿里，要她当文艺队的导演。她这个人才华是没的说，干什么像什么，把个文艺队办的有模有样，一群年轻的男女青工，还有那些大学生们，都在她周围，自编自导，有自己的乐队，可说是人才济济。每年从元旦开始，五一，五二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若干年）七一，八一，十一，每个节日都会出一台节目，热闹非常，有时还会与别的单位互相交换演出，还有慰劳驻军，一台一台的热闹。三哥一直在台下，从来没上过台，可是，热闹过后，总要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矿里是要对公司交出劳动成绩的，而劳动成绩就不是在台上跳出来的了。我们的学校，也常常参与到热闹中来。那时候，工业学大庆，矿里为了鼓起工人的革命干劲，总是搞些声势浩大的活动，一会儿一个献礼，一会儿一个大会战，誓师大会，每次我们参加过后，都不知道战果如何。现在想来，誓师和献礼的实质，是工人们在井下更勤力的工作，而三哥和他们在一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