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一元化的雄才大略，谁比得上薄熙来？

      中国历来的政治权威，以“圣旨下”为最高指令。此权威让文官不得违背，武将不得抗命，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权威的一元化特质。

      “一元化”几近于哲学术语，意思就是本源的单一性。通俗点讲，就是不搞折中，不做骑墙派，不能奉这个菩萨又拜那个大仙。所以，圣旨从来就是绝对命令，不留给人进一步思量的余地。

      当年毛泽东的每一条指示，就是圣旨；只要各单位某日下午接到上级通知，只要电台预告有重要新闻，当晚七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张某人，以世界上最动听的汉语普通话，慷慨激昂地下达最高指示，仅仅是那种字正腔圆的顶级朗诵，就让人折服：原来说得好普通话不仅说好一种语言，而是掌握着一门极具感召力的演说艺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假使圣旨模棱两可，让各人依照各人的眼光去看形势，形势就会一塌糊涂，皇权的威信下降，会导致另有强人自立为王，象薄熙来那样。

      薄熙来的“三面红旗”，体现了独裁体制的一致性：“唱红，打黑，民生”，这个一致性就是三者同出一个本源。坚持毛论，坚持专政，坚持共富（宣传），符合一元论。薄熙来野心是做毛泽东第二，而且他自信有国际斡旋能力，所以他要比前一个毛泽东更为震惊全球；毛始皇说到底只对中国有影响，但毛二世自信10年内必超美国，他的天职就是取代美国的世界龙头老大地位，山西薄家将名扬四海，光华永照。

      毛始皇毕竟是千古一帝。相比之下，薄的夭折令人失望，但在树立政治威信的气度上，在整个后毛时代，迄今为止概无人能和他相比，连邓小平都不如。

      要说清楚何为雄才大略，还是要从一元论的概念说起，否则在理论上不可能有说服力。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是一元论。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毛只强调阶级斗争。邓小平在文革时出来主持工作，一年不到就围攻被打，因为他搞了个“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还都是毛的指示，邓自以为得计，但遭到毛的严厉斥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同志们，理论是政治的生命，上述历史故事，足见一元论的伟大和不可战胜。好比民事庭将审理一项家庭纠纷案，其中一方是脚踩两头船的男人，还没开庭就被舆论折磨得半死。这个男人就是二元论，他的立足基础有两个，从理论上讲就是今晚睡一个，明晚睡另一个；而他的原配老婆且死死抓住一个男人为命根子不放。谁有道理，这场官司终究谁输谁赢，岂不一目了然？

      毛帝崩，邓上台，他吸取三元论失败之教训，废除“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元论。但共产僵死体制让邓左右摇摆，他便以坚持“一个中心”为幌子，后面加了两个“基本点”。就此邓小平思想正式被理解并命名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沿用我们上面举过的例子，就是要以男人为中心，他一方面必须为养老婆（孩子）去“改革开放”，下海赚钱，另一方面为了情人他又要坚持几项基本原则，争取在志趣情操，美学性感，良心侠义等等非物质方面都得到圆满享受。当然这绝对是摆不平的，中心一旦受两个基本点制约，两边只要有一头翘起来，中心的位置就必然偏移；如果中心不受两个基本点制约，那邓小平讲的就是废话，有啥必要？所以二元论是走不通的，中国左右徘徊，最终僵在原地踏步不前，体制问题成为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

      薄熙来之所以能唱红一片天地，权势威逼京城，是因为我们总书记搞的是三元论。胡总提出：“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现在整个社会面临的困境，正是“三个至上”产生的结果：

       “三个和尚没水喝”，国家有难却无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党责怪人民，人民抱怨党；多至上即无至上，“三个至上”谁也不怕谁，撞在一起打混仗；碰到好处，看到利益，党和人民相互攀比，相互谴责；党怪人民人欲横流，素质低下；人民怨党结党营私，贪污腐败；党和人民一起讨价还价，本来不健全的法制，缺档的法制，甚至无法无天的法制，惩罚得了谁？终究还是要看谁权大，谈何“人民利益至上”？

       以胡总为首的党中央不推行政改，其结果，与当年的邓处于同样的两难境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薄乃乘虚而入，他看出“三个至上”的结果：非但一个都至不了上，还不断给党增添麻烦，所以他就立志出头，做一个走向新时代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