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公车改革的“最大成果”

      三周前，回到中国，顺便与老同事小聚，他告诉我：现在机关里每人每月贴补500元，公车不能用了。

      我问：那没私车的人还有钱拿？他说：人人都有500元，职位高的往上再加。

      但听他进一步描述情况，新的矛盾已经露头，还不仅仅是内勤与外勤“一律平等”所产生的矛盾：

      一，厅局级以上干部，核心机关（如公检法）处级以上干部，用公车可根据实际需要；

      二，无私车者公出，靠补贴喊出租难以维系，乘公交车又影响工作效率，而将来矛盾的突破口，必然是“适当根据需要使用公车”，或者是变相受贿，让私营企业“无私”奉献；

      三，拥有私车者驾车公出，须以工作为重，但油耗车耗难免；往公处想，牺牲个人钱财，往私处想，早点收工打道回府，或者干脆少出工，或者不出工；

      近日听得在海外的网友雀跃欢呼：“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将是我国公车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

      即使能叫成果，按其所期望的绩效衡量，那也只是文献性成果，而同类成果，早已铺天盖地，宣传栏里贴不进，档案柜里放不下了。

      从今往后，因工作需要，总是有办法恢复昔往意义上的“公务车”，只是不再叫“公务车”，或者叫“备用车”就好听，有备无患。

      自延安时期以来，共产党管理干部的制度严密，加上文山会海，从未规定公车可以私用，而且，各级党组织制定规章，面面俱到，年年更新，滴水不漏。单纯从法规上讲，它早已形成世界上最庞大、最细致的惩戒型法规体系，连小学生守则都写上“不准抽烟”，更不必说警告每个党员干部“不准包二奶”。

      历来的化公为私，假公济私，其骨子里是以权谋私。只要有权，就可任意解释“实际”的尺度和标准；当缺乏制衡制基础上的有效监督，改革永远停留在纸面上，况且公车问题只是腐败现象的一只角，对此，还谈得上啥“最大成果”？